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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林培源

    林培源,1987年生于广东汕头市澄海区。2004年考入澄海中学,2007年考入深圳大学文学院,2011年毕业,现暨南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在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2012年广东省作家杯中篇小说组第一名。相继出版长篇《薄暮》、《锦葵》、《欢喜城》、《南方旅店》及短篇小说集《第三条河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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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谈:乌托邦与异乡人

时至今日,我还时不时问自己:你为何写作?——这个问题似乎没有答案,或者说,没有标准答案。一如对生命的终极追问——我为什么而活?写作的理由千千万万,有为名的,有为利的,但不写作的理由可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一个人对生活,失去了(或者说天生缺乏)诉诸笔端的欲望。

我一开始的写作,便是源于这样一种欲望:青春期的躁动、迷惘,对未知的恐惧,这些都是促使我提笔写作的动因。从2004年到2006年,三年期间(恰好是从初中到高中的转折期),我所写的散文、诗歌、随笔,大多围绕一个“自我”在转动。这个自我,是小我,它萌发于个体的觉醒意识,将自我视为观照世界的一面镜子。观照世界,便是观照自我。如此一来,这段时期的写作注定是“抒情”的,感伤的,充满了无病呻吟和矫揉造作。但无疑,这一段青春期的写作,又具备“发酵”的作用,它使我发现了自身的写作才能。

2006年,我在澄海中学读高二,从语文老师口中得知,有一位叫余华的作家,小说写得好。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语文老师,理所当然,余华和他的《活着》是90年代那一批文学青年的必读书。我无法想象当时尚未教书的语文老师手捧《活着》读得痴迷的情景,但老师的一句话,却将我引入另一个世界。我在语文课上,把当时所能找到的余华的小说都读了(包括四部长篇《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和其他的中短篇);在枯燥的高中生涯里,我曾躲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小偷一般读卡夫卡(当时学校规定,禁止学生“开夜车”,宿管时常拎着手电筒来回巡视)。后来,高三毕业那个暑假,我又把苏童的大部分小说读了。我打过一个比方,“阅读是土地”,相应的,写作很大程度便是在这片土地上长起来的植物(或说“庄稼”也成立)。植物的茂盛程度、抗涝耐寒能力,除了自身的品种、基因之外,也与土地的肥沃和贫瘠息息相关。如果没有一开始对阅读的痴迷,我不可能走上写作之路。纸上文字,是有生命的,你呼吸、汲取营养,然后化为体内的能量,如此才能蓬勃生长。我难以想象一个常年阅读良莠不齐的文学作品的写作者,能够写出上乘佳作。

2007年,我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入围复赛的短篇《打马而过的旧时光》,得益于余华的小说。余华早期小说语言的力度,让我第一次懂得,句子和词语可以如锋利的剃刀刺透纸背,直指人心。所以,这则短篇小说(更确切说,是叙事散文)属一时的练笔之作,而开篇那“马尔克斯式”的句子,则无意识流露出对经典的“模仿”(许多年后,当我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对文学史有一个大致了解之后,我才明白,这样的“模仿”太拙劣了,我步了文学朝圣者们的后尘)。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我在初中时读的。在全然不知马尔克斯是何方神圣的情况下,我就像一个孩童,迷失在庞大繁复的叙事迷宫中。直到很久之后我上大学,阅读了相关文学史料,才知道,其实,中国大陆80年代那一批先锋作家,无一不是马尔克斯(换言之,马尔克斯代表的拉美文学巨匠)的信徒。他们借助魔幻现实主义的“魔毯”,飞了起来。而马尔克斯,则将美国小说家威廉·福克纳和墨西哥小说家胡安·鲁尔福视作圭臯。文学就以这样一种血缘关系,像一张巨网一样,笼罩下来。

你从一条羊肠小道进去,极有可能步入一片豁然开朗的洞天,一片桃花源式的“乌托邦”。

文学(对我而言是小说)就是我在现实世界之外构筑的乌托邦。所以,当别人问我你为何写作的时候,我可以冠冕堂皇说,我是为了寻找一个乌托邦。乌托邦(Utopia)不在时间上,也不在空间上存在,但它仍旧是美好愿望的寄托。小说之于我,就像一个可以躲避坚硬现实的避风塘,纵然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也有残忍,也有不堪,但一旦你沉浸其中,用一则又一则的小说去构筑,一砖一瓦,一梁一柱,皆有灵魂。

我的写作总是与阅读分不开,上了大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像是“误入歧途”,我有意识无意识地拒绝“短篇小说”的阅读和创作,也有可能是素材匮乏经验贬值的缘由,我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长篇巨著的阅读中,有一段时间,我沉迷在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里,花了大概一个月,将《罪与罚》和厚厚一部《卡拉马佐夫兄弟》读完,陀思妥耶夫斯基像个精神病患者,他挖掘人物的非理性,诘问“上帝死后,罪与罚何为”这样宗教意味浓厚的问题;之后的一年中,我又相继阅读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八月之光》《野棕榈》《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等等,福克纳对时间的偏执,对意识流和人物内在精神的洞察,以一种繁复却又迷人的方式呈现出来,再之后,是梅尔维尔的《白鲸》,也是厚厚的一部巨著。我和这个时代大多数患有“长篇迷恋症”的写作者一样,痴狂地研究长篇小说的叙事模式、结构、语言、人物设置、主题挖掘,然后跃跃欲试,尝试书写自己的长篇小说。从2009年我还在读本科,到2012年我读研究生期间,我以一年出版一部小说的节奏,完成了一次长篇创作的“演练”。之所以称之为“演练”,是因为,对比那些居于殿堂之高的经典作品来说,我所写的,永远只是某个理念的“在场化”,我所训练的,是构架长篇小说时的结构技巧,至于故事,永远不可能超越所谓经典而站立起来。

四部长篇小说的创作之后,也许是“迷途知返”,我又再一次投身到短篇小说的写作中,在此期间,我也断断续续写过若干中短篇,但始终不得要领,或者说,我不满足于仅仅“讲故事”。集中地阅读短篇经典,始于这短短的一两年内,我又回归到一开始学习写小说时的状态中。写小说意味着,你从一条羊肠小道穿过,极有可能步入一片豁然开朗的天地,一片桃花源式的“乌托邦”。小说之于我,便是这样一个乌托邦,一个构筑于现实之外的虚构世界。尽管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也有残忍,也有不堪。小说凭籍想象力来构筑房屋,一旦你达至“迷狂”状态,一砖一瓦,一梁一柱,就都有了灵魂。

好的短篇小说,如詹姆斯·乔伊斯《都柏林人》,舍伍德·安德森《俄亥俄,温斯堡》(也译作《小镇畸人》),奈保尔《米格尔街》,汪曾祺《异秉》《受戒》《大淖记事》,以及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好人难寻》《上升的一切必将汇合》等,尽管写法不同(19世纪末的都柏林和20世纪初的美国、西印度群岛特立尼达以及中国更不一样),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自成一个宇宙,围绕着“城/镇/乡”这样的空间来叙述。这样的小说,是我偏爱的,因为它们有根,有灵魂的落脚处;这样的小说,和福克纳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及马尔克斯的“马孔多”一样,有一个“原型故乡”。我读这批短篇小说的中译本,也读英文原作(当然,不包括汪曾祺)。这也意味着,你可以暂时离开原来熟悉的语境,投身到另一个语境中。这种阅读语境的迁移,使我能以“审视”的视角来反观当下的汉语写作。借用苏珊·桑塔格的话来说,便是保持“感受力”,保持对汉语的敏感度。双重语境的阅读,对一个有志于写出好小说的人来说,不啻是良好的规训。我相信这样的规训,也愿意坚持这样的规训。

2012年到2013年,我相继写了七八则短篇。这批短篇,除了两则写城市生活,其余都在书写我所熟悉的“潮汕乡土”,我将这些故事的发生地,放在一个叫“清平镇”的地方。我将写作这批短篇,视为某种意义上的“操练”。我在虚构“清平镇“时,有意无意地,总想逃离传统的“讲故事”方式。小说不同于讲故事。小说是小说,故事是故事,故事可以当作小说的蓝本,但小说自有其内在的“文体要求”——包括叙述视角的运用,人称的选择,氛围的营造,以及细节的刻画等等。这些,大多是传统的“讲故事”所不倚重的。传统的讲故事方式,叙述者是于全知全能的上帝,凌驾于故事之上,我要规避和警惕的,正是这种“作者中心主义“。尽管按照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讲故事的人》的观点:小说来源于口语化叙述的“讲故事”,然而在一个“经验贬值”的时代,以讲故事来传达“经验”的做法,已经远远落后,然而,传统的向心力如此巨大,我所作的离心运动,还在努力挣扎中。短篇小说在这个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如何保持其独特性,是我需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一个小说家,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审美观念和小说理念,才能让小说更臻于成熟。手中的刻刀要够锋利,手艺要够精湛,才能剥去冗赘外壳,露出雕像的“本来”面目。

小说家面对复杂世界,会冒出一个疑问:世界对我意味这什么?我之于这个世界,又意味着什么?对我而言,这个世界有可能就是我生长其中的潮汕大地。我的另一个疑问是,我小说中“虚构”的潮汕故土,是否就是大多数潮汕人熟悉的?我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真实”?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也催促我不断地审视自我。潮汕方言在小说叙事中的化用,也是一大难题。汪曾祺说过:“语言不能像桔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我生下来习得的第一门语言,是潮汕话。潮汕方言离现代汉语很远。一些方言用字,挪进小说,除潮汕人之外,其他方言区的人几乎看不懂。生于南方的人,写起小说来,没有讲北方方言的人有优势。从这点来讲,写地域小说,就意味着要经历一重蜕变,像蝉蜕一样,脱掉累赘的外壳,露出真身。

2007年读大学到现在,我一直在城市里求学,生活,写作。假期短暂归乡,回到熟悉的故土,我反而觉得它“陌生”了。我一直在远离家乡,尽管在小说里,我曾无数次试图去回归它,亲近它。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我摇摆不定,总是找不到合适的落脚点。在熟悉的故土面前,我是陌生的“异乡人”。我无法融进城市的生活(至少是无法如鱼得水地生活其间),也无法回到我所生长的故乡。我是被连根拔起的,是脆弱不堪的植株。我总是处在焦虑中,只有投身写作才能缓解这种焦虑。我患了一种叫“乡愁”的病,却难以抗拒沦落为“异乡人”的命运。只有在小说的乌托邦里,我才能蜕去身上的“异乡人“身份,如同招魂,召唤离散的生命,捧一柸沙土,薄奠往生者。

一个小说家总要经历漫长的学徒期,学徒期里,他会犯错,会走弯路。只要师傅在,他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伟大传统的调教,阅读是一种调教,生活亦然。在伟大的文学巨匠面前,我是战战兢兢没有自信的学徒。

林培源

2013年7月15日

于暨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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