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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陈再见

    陈再见,生于1982年,广东陆丰人。在《人民文学》、《当代》、《中国作家》、《长城》、《江南》、《山花》等刊发表作品百万字;有小说被《小说选刊》选载。广东省文学院签约作家。现居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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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再见:在深圳写作大有作为

2008年,一个炎热的夏日,宝安的一个黑网吧里人声嘈杂。一个角落里,一位工厂物料工一身不吭,把空白报表翻到背面,照着上面的文字旁若无人地敲打着键盘。他就是陈再见,而他敲下的这些文字,随后竟在一系列省级、市级刊物发表了。
  从农村里的代课老师到深圳打工文学新星,陈再见只用了短短5年,这位80后打工仔的文学作品就登上了国家级刊物。“在深圳写小说大有作为”,数年来,他通过与深圳底层群体的“零距离接触”,以平行的视角记录了外来打工一族的深圳记忆,不断探索这座城市的深层次精神内核,完成了自己文学人生的精神涅槃。
  黑网吧里的创作者
  感叹昔日写作“很悲壮”
  2004年,陈再见辞去老家的代课老师的工作,来到深圳一家电子厂,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他当物料员的时候,常常把报表的背面作为稿纸写作,一两个星期写出五六千字。2010年他进入一家广告公司当策划,工作量大,工作压力大,没法分身写作,于是他选择辞职。现在的陈再见是西乡社区中心的一名图书管理员,这份工作,让他有更充足的时间创作。
  曾经因为经济拮据,买不起电脑,他总是在深夜穿过几条巷子,带着记事本,钻进那些黑网吧。别人上网是去打游戏看电影聊QQ,陈再见总是全神贯注,一字一句把写好的文章敲成文档。他如此“怪异”的举动自然惹来了不少好奇的目光,甚至有网吧老板以为他在搞什么破坏而拒绝让他上网。他不得不抱着记事本再穿过一条黑暗的巷子,来到另一家黑网吧。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有一家黑网吧能耐心地让他打完记事本里那些潦草的文字。
  “现在回忆刚开始写作的场面还觉得很悲壮。”陈再见腼腆一笑。
  独特的底层视角观察
  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灵
  “现在很多年轻的作者写的是都市的生活、奢华的生活,或是喝咖啡的、游历世界的、住高级酒店的生活。我非常担心一种生活被过度强调和过度书写之后,会带来问题。一种强势的生活可能会把一种无声的生活遮蔽了,从而让无声的生活消失掉。”在2010年11月28日第六届全国打工文学论坛上,中山大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谢有顺强调了打工文学对于扩大文学边界的重要意义。他尤其指出,像新生代劳务工这个群体,是需要有打工作家为之代言、为之出声的。“我们除了喝咖啡的生活,还有很多铁皮屋里面的生活、工厂里流水线的生活,还有为了很小的工钱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争取的生活,这样的一种生活,如果没有被书写出来、没有被表达出来,将是当代文学的失职”。
  作为80后的打工作家,陈再见认为打工文学不能被窄化为工厂文学,他更多地关注进城务工人员生活的多个侧面,如留守儿童、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灵挣扎等等。他的小说《瓜果》就写了打工父亲接儿子到城里相聚,心灵上却彼此隔。在陈再见看来,打工文学应关心人的心是否“进城”了,很多打工者积累财富,但子女既没有融入城市,又已不适应农村生活,这些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心灵成长,恰恰是未来都市文学的重要内容。
  《张小年的江湖》是陈再见印象甚为深刻的作品。这部小说以刚进城的留守儿童为主角,他们把深圳的底层视为江湖,幻想能在其中大展拳脚。“张小年们”在城里比上不足而觉得低人一等;在农村比下有余而自喜高人一等。这种矛盾的境况造就了他们性格的扭曲:爱攀比,容易自卑,偏执。
  陈再见认为,留守儿童的生存状态也体现了城市转型、社会发展进程推进中的变化,如果留守儿童引导得好,将会成为奋发图强的一代;引导得不好,就容易走上歪路,成为潜在的犯罪分子。他认为留守儿童的成长问题需要政府、公益、社会等多方面的关注和协力。
  年轻城市的筑梦者
  深圳提供了树立典型的平台
  “真要说文学给了我什么,我只能说文学给了我一切,如果没有文学,我的一生将是空洞和虚伪的。通过文字,我发现表层的世界下面还有另一层世界。”陈再见由衷地说,文学是他的精神需要。
  深圳年轻,正当是滋养文学的好年华。“深圳已烙上‘打工文学’的印记,但远不只是‘打工文学’,还能有‘社区文学’、‘公司文学’。深圳本身就是题材库,在深圳写作大有作为,因为它不会设置条条框框,没有过多的规则限定,可以提供给你树立典型的平台。”陈再见激动地说。
  “想要自己的东西有内涵,就有‘负担’,一个城市进程中有各种各样的人登场,尽管他们在人类的历史上只是一小段,但我只要把这样熟悉的人、事、物记录下来,把作品写深写透,就已足够。”陈再见相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年轻的打工作家群体或许正是将来能写出真正的都市文学的人”。
  评价
  “作品用一种糅合了外来者对深圳的疏离与融入这两种相互背离的感情态度,来表现一个大发展时代下,个人及社会的变迁。‘我’把自己有意放逐在都市主流生活外,这种边缘化,既是对现实的无奈,也是对自我的坚守。身处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及其命运动态式展示,在城市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标本意义与文学价值。”
                  ——社区文学大赛评委费新乾对陈再见决赛作品《深圳记忆》的评价 

 

我只能写我熟悉的生活

陈再见

“一个天天写的人,不怕成不了作家。”这是余华说的。这不是他的名言,只是在一篇文章里这么写道——兴许只是随便一说。我记住了。现在我拿出来,说是余华说的,或许余华要想半天——能想起来,可能也想不起来。总之,这句话影响了我,很多年。

我曾把它写成书法,挂在家里,后来又挂在深圳的出租屋。我每天都要看它好几遍,每看一遍,似乎都能获取足够的力量。这些力量对于一个所写的文字还不被刊物和编辑接受的文学爱好者来说,比粮食还要来得重要。有时我甚至觉得这句话是单独存在的,它不是出自余华之手,也非其他作家所有,它就那样存在着,为我,为所有热爱文学的人们存在着。我甚至还不想独自占有它,我把它推荐给身边同样坚持写作的人,我希望他们也把这句话写成书法,挂在房间里,激励自己。——“不怕成不了作家”,多年前我理解的“不怕”是“不会”,现在我倒更倾向于“不在意”,多了一份平常心。

我写作的时间其实不长,满打满算也就六年,除去前两年的懵懂冲动,真正算创作的时间也就四年。四年实在太短,尤其是对文学而言,只能算刚起步,所以当我努力思想着写点心得或回顾一下所谓的创作历程时,心里总不免羞愧和忐忑的。——如今,我没事还是会重新翻了下以前的草稿,写在一个个黑色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每一个字都写得郑重其事。我数了下,一共有十多个稿子(我都不敢说它们是小说),十几万字。事实,那些稿都是废了的,我没把它们录入电脑,自然也从没投过稿。重新回头看,也是难以卒读。这还只是其中一部分,并没算上有了电脑后,那些写废了的电子版的小说稿。我曾认为我的写作是从“废品”里面挑“成品”的过程。“废品”写多了,时不时才能挑出一个“成品”来,有一段时间几乎成为一种创作规律。我之所以写得比别人勤,也是因此——写得多姑且可以挑出几个好的,写得少,可能就一个像样的都没有了。我这样想,有自我虐待的倾向。我想象那些天才型的作家,写一个是一个,个个上大刊,好评如潮,然后获奖,作者出来大谈感言……我都羡慕死了。

身边文友对于我的勤奋,有夸的,也有讥讽的,说天天写又怎么样?写作靠的是天赋,勤奋没用。我承认这话对我的打击很大。是的,我确实没有天赋,也没受过系统的教育,几乎没有一丁点文学理论方面的素养。即便写个创作谈,心里也是忐忑不已,苦于没能扯出几句生僻的名言醒句,列出一大串陌生的国外大师……我没有。当然也做不到。

文学这个东西突然降临到我的生命里,有它的偶然性,就像在路上捡到了一样不属于自己的贵重物品,一时还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甚至不知道它究竟有什么用。为此迷茫的还不只是我个人,还有我的家人、亲人。他们以不知所措的眼神看着我,为我担忧。——我的祖辈都是粤东地区世俗本分的农民,即使是村里最老的老人拼了命回忆,都没能想起有谁是和文字沾上边的。在他们看来,文字仅有的用处就是能认清男女厕所,即使后来村人出外打工,文字扩大开来的用处也只是能认清长途客车上“甲子—深圳”还是“甲子—广州”还是“甲子—东莞”的区别。

2008年我开始写小说时,曾兴高采烈地告诉母亲。母亲说,你小时候是说过要写字为生的。我才记起原来当作家是我从小就有过的理想。而这么多年,母亲一直误以为我的“写字为生”是像邻村的林老师那样每到过年就带一把毛笔走村串户写春联。我真正能发作品是从2010年开始的,期间磕磕碰碰,被人挑三拣四,面对不计其数的退稿。那两年,我把写小说当成人生中最大的事情来对待,丢弃工作,不顾妻儿,勉强度日。这么做总归是疯的,不是疯也应该是傻的。我天天都在写,出租屋里时刻回响着敲动键盘的声音,以至于我一坐上电脑桌,才刚学会说话的女儿就会走过来问我:“爸爸,你又写小说啊?”三岁不到的她根本不明白小说二字的含义,完全是因为经常听我和妻子说起而强行记下的信息。我相信我说起这两个字时是激动而亢奋的,而一旦出自女儿之口,它们却满身爬满了辛酸,让我几乎落泪。这些我都没敢告诉母亲,我怕她一劝我放弃,我就真的放弃了。

这些年,我一边写作,一边在深圳打工。涉及“打工”,被媒体和作家们渲染得过分悲惨而悲壮,我倒觉得是挺平常的一件事。如果反过来说,我一边打工,一边写作,那就显得很高尚和诗意了。我写打工文学,事实上也不是有意而为之,那是因为我至今只能写我所熟悉的生活。我日复一日在工厂生活,恰好又挺牛逼地爱上了写作,我不写工厂难道写官场啊。因为只有我熟知的生活,才明白其中的磨折、挣扎和小秘密。写小说其实就是在写不为人知或少为人知的“小秘密”,我一直认为一个好的小说就是揭露了一个秘密,它能让我们读罢,轻声一叹,稍稍改变一下世界观,甚至人生观。我可能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境界,但我清楚小说家应该具备这样的追求。——如果哪一天我不写工厂了,不写打工了,那是因为我熟悉的生活可能就不是这一块了。很简单的事情。

每每重读以前的作品,我就又回到了创作时的状态。那些小说其实都有事件的原型或者人物的原型,它们发生在我打工的工厂、工地,发生在我身上或者身边的每一个人身上。我对这些小说的偏爱更多不是对文学技艺的自我肯定,而是它们类似日记亲切而真诚地记录。我希望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讲一个故事,而是写了一段生活。当然也只是希望。刚写小说的,无不注重故事,绞尽脑汁,构思一个完整的故事,能编出曲折来则更好。但写小说的也都知道,好的故事也不是说编就能编的,好的故事并不容易得到,可遇不可求。但好故事的标志不应该是曲折和离奇,我倒挺警惕自己往这方面去费心思,害怕因此陷入泥淖,难以自拔。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成长规律,时间长短取决于天赋和悟性,所经历的阶段却应该是一致的。小说写多了,故事编多了,自然都能编好,熟能生巧,有些不算故事的题材也可以写成好小说,这点太多文学大师都在以作品为我们做示范,他们不编故事,直接写生活,写人物,因而也更接近文学的本质。所以说,好多作家不写故事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写,而是不想写,就像一个人会走路了还爬干嘛呢。写故事和写生活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是讲述和叙述的区别,故事可以讲述,生活却需要叙述。 

我不敢说我已经开始写生活,但这样的努力倒是一直没停止过。在我看来,写作的魅力无非也就两点:一是它的确定性,二是它的不确定性。确定性指的是方向,我所熟悉的这些亲历的、耳闻目睹的身边人的生活,足够我写一辈子;不确定性指的是方法,什么样的书写角度,什么样的叙述方式,甚至是什么样的创作状态,其实都是不可捉摸的,它们飘忽不定,不在电脑前坐下来,不敲开手中的键盘,不一字一句耐心而诗意地将它们奇迹般地呈现……便谁也不知道我会把所熟悉的生活写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当然,对我而言,它们是熟悉的,对读者而言,我倒希望它们能给他们带来陌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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