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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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杨翠的那年,我刚好19岁。
那年,是我从遥远的家乡河南来到南方广东打工的第二年。我打工的工厂叫宏大。宏大厂是一家塑胶玩具厂,工厂离布吉海关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对当时住在深圳市里的人来说,这里可能是深圳的乡下。但对来自偏远农村,见惯了农村矮小房屋,走惯了山村弯曲小径的我来说,眼前一个接一个的工业区,一栋栋整整齐齐的厂房,马路上密密麻麻的车辆,让我觉得这里就是我所向往的城市了。尽管这里没有像东门的茂业,布吉的天虹那样繁华,让人眼花缭乱的商场。
宏大厂老板是香港人,他很少来大陆。我进厂一年,就见过他两次。他不像一些老板那样大腹便便,也不像一些老板那样一脸的严肃。他虽然五十岁了,但身材保持得很好,脸上戴着眼镜,衬衫整齐地扎在裤腰里,裤子没有一丝的皱褶,看上去像一个儒雅的学者。他每次来,会去每一个车间走一圈,有时会停下来与员工简单的聊几句。吃饭时,他也会来饭堂走走看看。他来大陆的那天,厂里会给我们加餐,不是一只鸡腿,就是一块扣肉,打菜的阿姨手也不抖了。所以,我好希望老板天天来大陆。可惜听说他不是在香港,就是去了遥远的美国。
厂里还有几个被大家称为师傅的香港人,剩下来就全是大陆人。也许香港师傅懂技术,又来自香港的缘故,他们受到了老板特别的优待。他们住的是单间,房间里有冬暖夏凉的空调,有二十四小时供应的热水器,往返大陆香港有专车接送。更让我羡慕的是,我工作一年也没有他们一个月工资高。当时,我一个月工资八百,香港师傅一个月有两万多。两万多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小数字,我一年都不能挣两万多。听到香港师傅一个月有两万多时,我还不停地想,一个月两万多,这钱怎么花得完啊?直到后来听人说香港消费水平高,买一个红薯也要十几块时,我心里才平衡下来。香港师傅每周五的下午回香港,周一的早晨来大陆。这些香港师傅虽然普通话说的不是很标准,但大都待人和气,像老板一样没有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