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末代拔贡——深圳近代文化名人刘彭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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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子


 

一百年前(1916年)的一天,天高云淡,风和日丽。这个时候在远方的欧洲,以英法俄美为首的协约国正和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厮杀正酣,中国国内则经历着反袁复辟帝制的战争,也是在这一年,袁世凯、黄兴、蔡锷等辛亥主角纷纷去世,留下一个纷争不断的军阀混战局面。对于中国来说,这个年度的国内国际局势都纷乱不堪。

也是在这个时候,在邻近香港的宝安县内,刚通车没几年的广九铁路,在其沿线一个设有站点的小墟市上,一所新式学校开学了。这个小墟市叫做平湖,这所学校叫做纪劬劳学校,由平湖籍香港著名商人刘铸伯兴资创办。因为刘铸伯的关系,所以学校成立的消息还吸引了省港媒体的关注。

开学这天,除了学校校董刘铸伯之外,还有一个人也怀着激动的心情,看着这所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学生们在窗几明亮的教室内学着新式教材,接受新式文化的洗礼,感触颇多。这个人就是纪劬劳首任校长,也是当时的平湖文坛领袖刘彭龄。

尽管他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的拔贡生之一,是位“末代拔贡”,但是刘彭龄的思想却一点也不守旧。在辛亥前后,其与省港一帮文友组成“桐山诗社”,除了诗文唱和之外,更多的是探讨救国救民之道。忧国忧民,寻求国家民族出路,这是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使命,而深圳平湖籍的刘彭龄也没有自外其身,而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其中。

就在这所纪劬劳学校成立前一年,刘彭龄在众多文友的共同襄助下,出版了个人叙论长诗诗集《雕龙诗集怀古》,与其妻庄凤笙的《雕龙诗集百美图》合称为《雕龙诗集》。《雕龙诗集怀古》是一本以游历中国十二个著名历史王朝兴亡节点为由头,探讨国家王朝兴亡的长诗诗集。刘彭龄的开明思想、进步态度,在其这本个人诗集中有所体现。其友人在为《雕龙诗集》的题词中,提到了“共和”、“民主”等词,也被其释数收入诗集之中。所谓“物以类聚”,看一个人的好坏高低,往往可以通过看其所结交的朋友圈来论定。当时在刘彭龄周围,围绕着一群志同道合的文人志士。例如,与刘彭龄经常诗文唱和的香港著名文人胡翼南甚至直接致信孙中山,对时事给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孙中山当时还在百忙之中予以回复。《雕龙诗集》《梧桐山集》《胡翼南先生全集》等文献书籍显示,刘彭龄经常与胡翼南等一批省港名家“诗文唱和”。

此外,刘彭龄还参加了由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列名1898年4月21日保国会在北京举行的第二次会议。在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国闻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发表的第二次参加保国会的与会人员名单中,就有刘彭龄的名字。这是距今所发现的第一位参加清末保国会的深圳人。

在深圳近代史上,像刘彭龄这种身上有着这么多故事的文化人其实并不多见。可惜的是,因为时间流逝和时代变迁等原因,使刘彭龄其人其事距今并不为绝大多数深圳人所知悉。因此对于深圳来说,挖掘关于刘彭龄的事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说了半天,这位刘彭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他在深圳近代历史上占据怎样的地位?下面将详细介绍:

目录


 

梭子

第一章 南疆小镇上的围村人

第一节 平湖村松柏围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平湖墟

第三节 清末民初的宝安县

第四节 清末民初的香港

第五节 带来巨变的广九铁路

第二章 清末考取拔贡

第一节 封建科举制度

第二节 各种“贡生”

第三节 末代拔贡

第四节 朝考的经历

第五节 游览京城

第六节 同科佼佼者

第三章 参加保国会

第一节 康有为倡建保国会

第二节 保国会成立细节

第三节 保国会第一、二次会议名单

第四节 刘彭龄为什么会参加

第四章 地方孔门领袖

第一节 孔子及儒家学说

第二节 20世纪初的孔圣会

第三节 任平湖孔圣会学校校长

第五章 夫妻幸福唱和

第一节 妻子庄凤笙是才女

第二节 夫妻互相诗文唱和

第三节 俩人文采获各界认同

第六章 倡立桐山诗社

第一节 深港名山-梧桐山

第二节 与名刹弘法寺的关系

第三节 桐山诗社的成员

第四节 诗社人员的作品

第五节 诗社人员的互相唱和

第七章 出版诗集作品

第一节 雕龙诗集

第二节 百美图咏

第三节 梧桐山集

第四节 深圳罕见的近代个人诗集

第八章 结交省港名家

第一节 多人参与诗集的出版

第二节 与香港文化名人胡冀南的交往

第三节 与香港道教名人田邵邨的交往

第九章 新式学校校长

第一节 纪劬劳学校

第二节 出任纪劬劳学校首任校长

第三节 为什么可以担任新氏学校校长

第十章 热心公共事务

第一节 创办雕龙书室

第二节 重辑刘氏族谱并撰序言

第十一章 平湖刘氏家风

第一节 九代不扶犁

第二节 儿子刘仲德

第三节 孙子刘旦华

第十二章 深圳近代文化名人

第一节 历史地位

第二节 挖掘的重要意义


 

正文


 

第一章 南疆小镇上的围村人

第一节 平湖村松柏围

刘彭龄,字紫东,号紫东居士,又号雕龙子,新安县(现深圳市)平湖村松柏围人,生于清朝末年,于1926年逝世。他参加过保国会,是清朝宣统己酉科(1909年)拔贡生,清末民初的省港地区文化名人。其与夫人合著有个人诗集《雕龙诗集》,还有诗文作品收入《梧桐山集》(田邵邨编著)以及《胡翼南先生全集》等。

说起刘彭龄,首先得从其出生地深圳平湖松柏围说起。作为一个在民国前后驰名省港的文化名人,他不可能凭空涌出,肯定要有适合他成长的土壤。刘彭龄出生和成长于深圳东北部的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叫松柏围,是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下辖的一个村落,历史上曾出过不少文武人物。

松柏围位于平湖街道平湖社区,村民全部姓刘,已有六七百年的建村史。据刘氏族谱记载,平湖刘氏宗族乃汉高祖刘邦、三国蜀王刘备的后裔,因战乱自中原南迁,先至福建。宋末元初由福建、江西迁徙至南雄珠玑巷,再迁至东莞莞城。经深圳沙湾丹竹头,再至平湖开基。刘氏祖先到平湖之后,先在今大围村开基,该围最多时居住有近500户人家。后因刘氏宗族人口持续繁衍,大围发展空间受限,于是又向村左分立松柏围及新祠堂村,形成平湖社区的基本自然村落。此后,平湖刘氏又分立了白坭坑村、良安田村。此外,平湖墟镇及新南多条自然村的刘氏也都是平湖刘氏的后人。刘氏是平湖原住民中最大的一个姓氏。

大围、松柏围,都带有“围”字,旧时是围村。围屋是一个方言词汇,在闽、粤、赣三省大部分地区流行使用,指围合在一起、四周闭合的具有防御功能的大型房屋式样。围屋是我国南方传统建筑中一个庞大的类型。深圳原住民主要讲广府方言和客家方言,由此分成广府人和客家人两大族群。现在一般人,尤其是广东人,一提起围屋建筑,往往会不由自主地在其前面加上“客家”二字,以为“围屋”就一定等同于“客家”。这主要是受近年来社会舆论宣传的影响,以为只有客家人才建造围屋建筑,而广府人和福佬人不建造。其实,不单客家人,广府人和福佬人也一样会建造和使用围屋建筑。在深圳地区,旧时客家人和广府人都建造有大量的围屋建筑,其中平湖的松柏围就是其中之一,属广府人建造的围屋。

历史上,松柏围人才辈出,涌现出不少文武人物,在周边地区小有名气。据了解,旧时的松柏围和平湖大围只一方水塘之隔,如今则早已融为一体。时至今日,平湖民间依然流传着不少故老相传的传说。其中有一则称,平湖刘氏在封建时代之所以能够涌现出许多远近闻名的文化人,在科举制度中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其主要原因是:开阔的平湖小平原就像是一幅舒展开来的锦纸,松柏围右边远方的梅峰(即梅沙尖)则像是一管毛笔。相传,正是这“纸”和“笔”令松柏围人文思如泉,才华出众。

老一辈的松柏围人说,在很久以前,松柏围村前并排地长着三棵浓荫密布的古树,形状似松非松,似柏非柏,因而命名为“松柏”,围村也因此而得名。后来,年长日久,松柏树枯死了,但是树身依然还留存着一股异香。每逢村中的小孩患上麻痘等症,人们拿一块点着了火,把烟熏上去,很快就能令那些病患病情好转,再用灰烬涂上创口,很快就会愈合起来。村里人曾长期把它当作医治麻痘的圣药。在军阀战乱的时代,陈炯明的余党风闻消息,曾专门跑来锯去一大截。香港也常有人慕名专程前来采购。

根据后来的考证,这“松柏”可能是北方的桧树。大概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它们被人栽种到这里,而当时的气候恰好适宜它生长。后来可能是因为南方的天气变得越来越炎热,已经不再适宜这种植物的生长,所以它就枯死了。

因为时代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围中许多老屋或倒或拆,松柏围已经不复旧时模样了。据刘彭龄的孙子刘旦华介绍,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松柏围的旧氏围门门楼还在,里面的墙边横卧着几块长条形的青石板供村民平时乘坐纳凉闲聊,门楼正门上面则撰写着“松柏围”几个大字。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时候,松柏围旅居香港的刘氏裔亲们回来一看,发现围门门楼已经破旧不堪,就集资兴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的两层门楼。

如今,松柏围旧村仍保存着数十座明清时期的建筑,结构布局基本是三间两廊式样,中间是天井两侧是行廊及厨房,正房三间,中间是厅堂,两侧是卧房,卧房上面有阁楼,放置杂物,厅堂设有神龛供祭祖先。这些围村旧屋最醒目的标志是每栋房子顶部的镬耳式封火山墙(当地人称“茶桶耳”),山墙立面的窗户开得很小,主要是为了防盗和防暴风雨。墙中央高两边低。松柏围这些镬耳式山墙青砖瓦房,非一般百姓家庭的财力所能承担。由此可见,当时松柏围刘氏具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在松柏围里面,与刘彭龄相关的建筑,还有一座1949年以后被毁弃的刘氏宗祠,现在租给外来务工人员居住。尽管已经破败不堪,但是这座松柏围刘氏宗祠的建筑依然原汁原味地保持着旧时模样。在祠堂正门上,尽管上面的字在文革破四旧时已经被铲去,但是仍能依稀辩认出“刘氏家祠”字样。祠堂里面保留有部分精美木雕。祠堂外墙上端,则残存有不少壁画。其中一小块区域,乃是刘彭龄题写的文字。该段文字后面,除了刘彭龄的落款之外,还画有他的印章模样。

而刘彭龄从儿时饮用到终老的那眼新安(深圳)名泉“瓢葫井”,倒是依然还默默地在松柏围围门前不断地往外涌出泉水。只是这眼早已无用武之地的水井,像是迟暮的英雄和美人,不仅被人们彻底弃之一边,而且还被一座盖在其上的小阁楼给封闭了起来。据村人介绍,这是为了防止老人或小孩不小心坠落其中而采取的必要安全措施。

徜徉在松柏围,看着这座明清时期广府旧围屋残存的一些老屋,想象当年刘彭龄在此出生、成长、生活、结婚、生子乃至终老。隐隐中,仿佛从那些里弄小巷中传来刘彭龄和小伙伴们嘻戏打闹的声音,以及刘彭龄给围中小孩授课的声响,不禁使人有今夕何夕之叹。

沧海桑田,风雨侵蚀,古村的建筑和环境已显出残旧与逼仄,几十栋镬耳式广府围村的旧屋,其木雕石雕,以及壁画老井,乃至一砖一瓦,都在诉说着这里不同寻常的过往。也许在不久的将来,松柏围旧村也难逃拆除旧改的命运。对于平湖刘氏来说,这里蕴藏着永难抹去的宗族记忆和荣光。

第二节 清末民初的平湖墟

平湖的历史,首先得从平湖墟说起。平湖建墟始于明朝嘉靖元年(1522年)。清朝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平湖归新安县官富司管属。后来,此墟逐渐废弃。直到民国初年,平湖籍著名港商刘铸伯重新在平湖建墟市。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6月,平湖归属宝安县第二区(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原属东莞管辖的鹅公岭、山厦和新南的部分自然村划归宝安县平湖管辖。1950年4月,平湖归属宝安县第三区(乡)。1953年7月划为宝安县第八区(乡)。1958年3月撤区并乡为平湖乡。1983年7月改为平湖区公所。1986年10月撤区建镇为平湖镇。1993年初,宝安县撤县建区,平湖镇属龙岗区管辖。2004年8月,深圳市原特区外整体城市化,平湖镇由镇改为街道,并于2005年完成城市化转地工作。在过去一百年的时间里,平湖墟先后经历了从墟到乡,从乡到区,从区到镇和从镇到街道的变迁。

资料显示:平湖街道位于深圳市龙岗区西北部,街道下辖12个社区,是深圳市与东莞市、龙岗区与龙华新区的交接点,距离香港特别行政区25公里,距离深圳市区19公里,距离深圳市东、西部的盐田港、蛇口港和深圳机场均在一小时车程之内。辖区内有京九、广九两条铁路交通大动脉和机荷、水官两条高速公路以及丹平、东深、平龙、平新等四条对外干道。拥有日编能力为8000车次的平湖铁路编组中心,平盐铁路与平南铁路在物流基地与京九、广九铁路接轨,直通盐田国际中转港和蛇口集装箱港,机荷高速公路把平湖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紧密联系在一起。

在刘彭岭所处的那个时代,龙岗、横岗、坪山等地属归善县(今惠州惠阳区)管辖,所以那时候的平湖墟处在三县(新安、东莞、归善)和两府(广州府、惠州府)交界之地。再加上平湖墟周边的布吉、横岗、凤岗、观澜等都是客家地区,平湖却是夹在中间的广府地区。因此,平湖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区域。

那个年代,在这种不同行政区域的交界之处,天高皇帝远,属“三不管”地带,所以往往是盗贼藏匿之所。生活在这种地方的人也就格外需要打起精神,以防不测。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平湖建起了大围和松柏围等具有较强防御功能的围屋。后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平湖民众建房时还筑碉楼(炮楼)作防御。

明清时期的新安县,及至民国时的宝安县,县城都在今天的南头古城。因此,当时刘彭龄及其乡亲们要去一趟县城的话并不容易,需要翻山越岭,走上很长的一段崎岖山路,耗时费力。后来1911年广九铁路开通以后,平湖周边的布吉、沙湾等地,许多人干脆先乘坐火车到香港九龙,再转舟船到后海,然后再步行到县城南头。饶是如此转折多次,竟然也比直接全程步行前去要方便。

1924年的《宝安学会》杂志刊登有一篇由该会会长曾子琴撰写的《我邑公路刍言》,文中提到“……然县城(南头)与东中西各路之交通,叠岭重峦,羊肠鸟道,非舆骑之可长驱,故异常阻碍。倘东路人士(如布吉、沙湾等乡)欲往南头,则须由广九车至香江,转船至后海。由南头至东路,亦复如是。时间经济,即感不便;转折周多,尤觉其烦。故两地往来,殊形里足……”从当时临近平湖的布吉、沙湾等地前往县城南头的交通不便状况,可以想见当时平湖欲前往县城南头的话,也同样十分不便。

需要提出的是,上述文中提到的“东中西各路”,是指民国时宝安县辖区分为东、中、西、北四路,其中东路包括大鹏、盐田、布吉、沙湾、深圳墟等地;西路包括沙井、松岗、福永、公明等地;北路包括石岩、龙华、观澜、平湖等地;中路则包括县城(南头)及其周边区域。

正是因为当时宝安县内的交便如此不便,所以曾子琴提出应修建“南云公路(南头到云霖墟,即今沙井)、南平公路(南头至平湖火车站)、南圳公路(南头至深圳火车站)、深鹏公路(深圳墟至大鹏所城)”,以解决这一问题。

其中“南平公路(南头至平湖火车站)”,线路设想是这样:“在(南头)城附廓与南云公路合。至新墟分筑。经造X莆,分墪,平山,越阳台山南支脉,至马龙塘,踰龙华墟,折向东行,过狮头岭,赛培田,帐角塘,甘坑,至平湖站西侧。”可见,在当时宝安县内各界眼中,平湖已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墟市了。

同样是在1924年的《宝安学会杂志》中,还刊登有一篇署名“彭龄”的文字,题为《本邑北路风土杂记》,里面提到:“凡众祖(偿)所设瞻学租谷,往时文武学均收,今县属松元厦、大坪,则(新式)学堂毕业者得收,平湖村等,唯旧学得收,(新式学堂)毕业者否。”“……广九铁路平湖站……附近之出产物,本籍人以谷、米、蔗、糖、花生等为最,客籍人以菠萝、沙梨、柿子等为最。”编辑还在后面注明,这篇文稿是作者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寄去的。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对平湖极其熟悉,例如对纪劬劳学校有多少学生,对平湖村祖偿租谷的分配等,加上署名“彭龄”,因此,可判断这篇文章乃是“刘彭龄”所作。文中介绍了平湖及周边一带的风土人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第三节 清末民初的宝安县

尽管县名由新安县改回宝安县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从刘彭龄当时刊印的《雕龙诗集》封面来看,他还是习惯和喜欢自称“新安县人”,而周遭的朋友们也习惯这样称呼他。包括民国七年(1918年)由他主持重辑和撰写序言的《刘氏总族谱》,里面署名时用的也是“新安”,而未用此前几年已经改回的“宝安”。

看到这里,也许有些朋友会不解:当时用得好好的“新安县”为什么要改回早已废弃了一千多年的“宝安县”这个名字呢?原来,中华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1月,北京政府内务部鉴于全国有90余县县名相同,故对重名政区重新命名,公布了《内务部改定各县重复县名及存废理由清单》,其中就包括了“新安县”。当时广东省因为这个原因同时改名的县还有:长宁县改为新丰县,长乐县改为五华县,新宁县改为台山县。

相关记载:宝安县为深圳市的前身,东晋咸和六年(331年)立县。唐朝肃宗至德二年(757年)改名为东莞。以东莞作县名由此始,县域包括现在的东莞、香港和深圳大部分地区,县城初仍在南头,后迁至现在东莞莞城(叫做“涌”)。明朝万历初(1573年),扩建东莞守御千户所(在南头),析分东莞县置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大部分地区及香港区域,隶属广州府。1842年7月至1898年4月期间,清政府与英国相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港岛、九龙和新界割让或租借给英国,即现在的香港地区。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为避免与河南洛阳市的新安县混淆,广东省新安县复称宝安县,县治在南头(地址在今南山区)。

清末民初的宝安县(新安县),因为临近香港和广东省城广州,以及广九铁路的开通,加上许多人出洋的关系,所以民气较开,民众较为容易接受外面传来的新生事物。生长在这个地区的刘彭龄自然不免要深受影响。因此,尽管他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但是思想却一点也不守旧。

深深地影响着刘彭龄的还有当时发生在深圳及周边地区的许多历史事件。比如钟水养起义。这是一起清朝末年发生在深圳地区的反清武装起义。钟水养原籍深圳龙华横朗,自小到美国檀香山谋生。清朝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至九月间,他回乡组织三合会会员60多人,在归善(今惠州市惠阳区)和新安县交界的白芒花发动起义,提出“反清灭洋”口号,旋即被清朝军队和地方豪强武装联合击败。随后,钟水养返回檀香山,其妻儿均牺牲。

当时平湖周边发生的大事,还有在离平湖不远处爆发的三洲田起义。三洲田属梧桐山的一部分,离平湖不远,旧属惠州,20世纪50年代初划归宝安县(深圳市)。这是一场发生在20世纪初,由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又称“惠州起义”或“庚子首义”。

19世纪末,清王朝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危机四伏。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开始了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1895年,广州武装起义的尝试失败后,孙中山奔走呼号,积蓄力量,为第二次武装起义作准备。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孙中山决定乘北方义和团兴起之机发动起义。当年农历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和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孙中山在香港海面的船只上召集革命人员,商定起义事宜,决定派郑士良、黄福、黄耀庭、江恭喜等招集惠州、东莞、新安、顺德、香山(今中山)等地三合会会员600多人聚集在归善(今惠州惠阳区)县三洲田村(今属深圳市),伺机起义。他则亲赴日本、台湾地区筹措资金和武器。由于走漏了风声,清兵从深圳、镇隆(属惠州)、淡水(属惠州)三面合围义军,形势十分严峻。紧迫的情势下,当年农历八月十三日(10月6日)晨,黄福毅然率军起义,攻袭沙湾(平湖附近)并取得胜利。后由郑士良率军向厦门进发,期与在台湾筹措武器接应的孙中山会合。义军在佛子坳、永湖、崩冈圩(属惠州)等处大败清军,到达惠州三多祝时,队伍发展到至2万余人。清政府陆续从潮州、陆丰、惠州、广州调集水陆兵力阻截义军东进。由于孙中山未能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义军武器短缺,于当年农历九月十日(11月1日)被迫遣散,起义失败。郑士良、黄福走避香港,清兵大肆杀害义军和民众,焚毁三洲田村。声势浩大的三洲田庚子起义,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转折点,它唤醒了民众,打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为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提供了宝贵经验。

在清王朝即将覆亡前夕,新安县(深圳市)还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税斗争”。这是一场新安县人民反对地方政府经济剥削的行动。1910年,新安县政府联合地方士绅派遣调查员调查户口,编制门牌,作为抽收户口人丁税的依据,遭到民众的反对。6月21日,固戍村数百名妇女率先反抗,迫使西乡的户口调查停止。6月22日,妇女们拥至调查员家中,捣毁其屋宇,并试图进攻警察局。6月24日,西乡、上川、固戍等村千余名妇女闯进县衙,逼令知县发布告示,撤销调查员。7月9日,各乡妇女鸣鼓反抗。7月12日,千余名妇女集中在北帝庙及沙坑等地,树旗抗官,官兵抓捕了为首的5名妇女。7月18日,几千名村民蜂拥至县城(南头)救人。知县命令紧闭城门,同时请广州派兵支援,民众最终散去。与此同时,大鹏一带妇女民众也抗钉门牌,反对征收苛捐杂税。最终,在民众的激烈斗争之下,新安县只好停止以户征税。

不过,当时影响最大的则是新安(含香港新界)、东莞人的抗英行动。1898年6月9日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了原属新安县,后来被称为香港“新界”的大片土地,包括从沙头角海到深圳湾之间最短直线距离以南、界限街以北及附近岛屿和大鹏湾、深圳湾水域的广阔地区。至此,在半个多世纪里,原新安县辖地中有三分之一的陆地沦为英国殖民地,深圳人民对此有切肤之痛。在香港、九龙和新界一步一步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新安和东莞人民掀起一次又一次多种形式的斗争。1899年11月,经新安人民顽强抵抗和官方的外交斗争,驱逐了占领深圳墟及附近达半年之久的英军,遏制了英帝国主义妄图继续侵入中国内地的野心。作为一名关心时事的新安县文化人,身处在暴风眼近处的刘彭龄对此自然是感同身受。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还是开天劈地,带来了共和新气象。新安县辛亥光复乃是一起民军推翻清朝新安县政府的事件。1911年10月30日,新安县龙华民军在卓凤康、何玉山、吴兆祥的领导下,与民军司令王兴中、昭字营革命军相配合,攻克新安县县城南头,各级清朝官僚、衙役束手就擒,从此结束了清朝在新安县的统治,迎来了新的一页。

在教育方面,民国初期,广东省和宝安县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推动教育方面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进入中华民国后,宝安县成立劝学所作为县教育行政机构,部署全县教育发展事宜。民国政府有志于推进四年义务教育,宝安县劝学所积极为推行义务教育创造条件,开办了国民学校11所,创办了县立高等小学校,另外还有大量私塾像汪洋大海般存在着。当时,宝安县还成立了主要由教员参加的专业委员会组织——宝安学会。宝安学会主要通过定期集会讨论教育问题,并创办会刊《宝安学会》联络同仁,互通教育革新信息,更新教育观念。从后来的情况看,刘彭龄当时可能也加入了宝安学会,或者至少认同这个团体,所以才会给其办的会刊《宝安学会》投稿。

第四节 清末民初的香港

提到刘彭龄,还需谈谈那个时代的香港。首先他结交的许多朋友,诸如胡翼南、田邵邨等,都是长期定居香港的知名文化人士。其次,他在为胡翼南文集所作的序言中提到,自己经常去香港。详见刘彭龄为《胡翼南先生全集》所作序言:“……(胡翼南)性嗜读,至老不倦。子弟或以劝劳谏,君以为乐此不疲也。余抵香港,常相过从,必见其手一编不辍。其学之渊博,尽有由矣。”可见,刘彭龄那时候曾多次前往香港。

更为重要的是,那时的香港作为一个新兴商埠和新兴大港,以及作为一座新兴城市,正处在刚刚成型并冉冉升起的过程之中。这个时候的香港正在逐步取代澳门已经扮演了两三个世纪的角色,成为一座新的中西文化碰撞交流和杂处融合的“桥梁”。在香港升起的同时,澳门的地位则日渐没落。以英国为首的西方人把其先进的制度、理念和科技等纷纷带到香港,给长期封闭的中国人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带来观念和思维的洗礼。尤其是对于身处一线前沿的新安县官民来说,更是如此。诸如刘彭龄这类信息灵通,接触面广的新安县知识分子,更是倍受刺激。

新生的香港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深圳河这边中国内地的没落与腐朽。在充满活力、欣欣向荣的香港面前,处在末世的清王朝这艘破船更加显得千窟百孔,随时都可能覆没。关心时事,并对香港有所了解的官员和民众,感受尤为强烈。

现在来看看与刘彭龄同时代的人是怎么看待这些问题的。1917年,粤海道尹王典章经广九铁路巡行宝安县,并将此行程记述在其日记之中。其此行到了深圳墟、县城南头、石桥头、福源乡、南园乡等地视察。待其结束视察离开时,对比香港、九龙与宝安,曾大发感叹:“观乎英人之治香港、九龙,窃概乎宝安之地,本大有可为,而落清弃置之,一割再割之,为失策矣。香港本荒岛,割让于英,虽悔何追,毋庸深议。九龙一地,枕山抱海,与港一衣带水耳。前清田赋所入岁不过千余金,自隶英后,平治其通路,经理其疆土,轮轨交通,市厘辐辏。今即以地税言,闻岁收已达二十余万矣。等是土地,今昔悬殊,若此虽曰气运,岂非人事哉。一邑精华,已落人手,补救之道,亦唯修其内政,观摩败效,使人民知识日增,学术日进,从事于实业商务,以其竞争于将来而已。”

身处那个时代,对于那些有担当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们来说,面对这些残酷的现实是很痛苦的。他们都在寻找报国救族的良策,却常苦于有力无处使,只能空自叹息与蹉跎。刘彭龄自然也非常关注时事,并且时常与文友们谈论这个话题。目前虽然没有看到刘彭龄具体的策论,但是从其挚友胡翼南等人所言所行来看,他们常把“平等、自由、大同”等挂在嘴边。作为经常在一起的好友死党,刘彭龄对此不可能毫无感觉或不参与其中。否则的话,他们就无法玩到一块去了。

对于这一点,田邵邨在为刘彭龄的个人诗集《雕龙诗集怀古》所作的跋中写道:“……予辑梧桐山诗文第二集,香江胡翼南先生尝取其中数子之诗大加评论,至紫东、凤笙诸篇则尤展厥精微,发扬蹈厉,而平等自由之境,大同至治之机,心慕手追……”可见刘彭龄夫妇与友人们,经常探讨与“平等、自由、大同”等相关的治国良策。

第五节 带来巨变的广九铁路

平湖本是一个地处新安(宝安)县边缘地带的小村落,原本并无什么名气。直到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开通,这条连接华南两大核心广州和香港的铁路经过这里。随之而来的是平湖籍著名港商刘铸伯在此设立火车站、墟市、工厂、新式学校等,由此给平湖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来看看这条为清末民初的平湖带来巨变的铁路是怎么修筑起来的。广九铁路即英国人所称的九广铁路,其西起广州,东到香港九龙。民国时期,中国称此铁路为广九铁路,港英则称其为九广铁路(Kowloon-Canton Railway)。现在香港“九广铁路”是指由九广铁路公司营运的铁路服务网络,包括东铁、轻铁、西铁及马鞍山铁路(马铁)。其中东铁大致是原来的九广铁路,北起深圳罗湖口岸,南至九龙红磡,全长41.5公里。

19世纪末,因香港及广州贸易频繁,港英政府与当时的满清政府商议修筑一条连接香港与广州的铁路。1898年,香港政府与清政府达成协议,兴建一条连接九龙与广州的铁路,专营权归英方所有。而铁路按地域分成华、英两段,分别由中、英两国政府负责兴建。

接着,1905年9月立法局通过兴建九广(即广九)铁路的决议后,香港政府便开始研究定线,并派出英国工程人员负责铁路测量工作。清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正月,英国借款150万英镑给清政府修筑广州至深圳段。同年七月,英国率先开工修筑九龙至深圳段,全长35.78公里。而广深段则于1909年动工。中英商定以罗湖桥中孔第二节为界,分为华、英两段。当时华段全长142.77公里,即今之广深铁路,由中国著名建筑工程师詹天佑担任顾问。

1910年10月1日,耗资130万英镑的九广铁路──英段落成启用。当时英段属单线系统,火车由蒸汽机车拖动,车站则包括尖沙咀站、油麻地站、沙田站、大埔站(其后改称大埔滘站)及粉岭站5个车站,同年增设大埔墟旗站。另一方面,由于尖沙咀站尚未完工,所以在1913年之前,临时总站设于梳士巴利道。

直到1911年8月14日,历经4年的广九铁路终于全线竣工,通车典礼分段举行。港方辅政司在尖沙咀火车站主持通车典礼,然后从嘉宾门登上火车,直接开到罗湖。广州方面则从大沙头火车站乘坐第一列火车,开至罗湖。然后,粤港双方官员步行至罗湖桥上,主持接轨典礼。当晚,两段铁路路轨接通。第二天,广州的火车驶过罗湖桥直抵尖沙咀总站。香港的火车驶过罗湖桥开往广州大沙头总站。广九铁路全线通车。

火车很快成为粤港两地的主要交通工具。1912年至1920年的8年间,年载客量为180万人。通车后的广九铁路,在新安县(深圳市)辖地上共设五个站点,分别是罗湖站、深圳墟站、布吉站、李朗站和平湖站。因此,平湖站成为新安县广九铁路上的“桥头堡”,是迎来进入新安县的客人的第一站和送走客人离开新安县的最后一站。由此可见当时平湖的重要性。

广九铁路为什么会在平湖设站呢?这跟刘铸伯有关。清朝宣统二年(1910),刘铸伯日渐老迈的母亲伍氏决意从香港回故乡新安县平湖颐养天年。刘铸伯元配夫人潘氏也陪老人返乡,以照顾老人的起居饮食。为了让母亲在故乡安享晚年,刘铸伯在平湖一个叫青奇坑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占地50多亩的“守真园(即刘家花园)”。清朝宣统三年(1911),广九铁路修通,为方便家乡民众出行,也为了方便自己往返于香港与平湖,刘铸伯出资建设了平湖火车站。为了让平湖发展起来,他在离老墟二里远的地方新建一个平湖墟。该新墟由香港著名设计师规划设计,上下六条街,成田字格局,街道宽直,可通卡车。百年前的大陆乡镇,能有如此规模和现代洋派,并不为多见。平湖新墟建有百货、山货、饮食、客栈等几十间店铺,主要由昌裕公司经营。刘铸伯为照顾贫穷乡民和小贩,在香港等地购进大量货源,让他们在昌裕公司先赊货,售后才还货款。此外,为帮助家乡穷人就业,刘铸伯从香港购进50多台织布机,在平湖墟附近开设大新织布厂。

刘彭龄在1922年投给《宝安学会》,题为《本邑北路风土杂记》的文章中提到:“广九铁路平湖站,自开设商场(墟),劳动家(即‘劳动者’)甚形活泼,其轿夫、挑夫等,每日所得工赀,多在一元以上。妇人孺子,负装抬货,至少亦可得银数角。近日石灰出口多,由惠(州府)属之白灰坑,挑上车站,男女沿途不绝,每日工赀,亦可得一元上下,以故劳动者之出息,不减于小康之家。附近之出产物,本籍人以谷、米、蔗、糖、花生等为最,客籍人以菠萝、沙梨、柿子等为最。”此文反映了1922年,也即广九铁路开通约十年后的平湖墟相关情况,作者在文中详细记述了铁路给当时的平湖及周边区域带来的巨大变化。

第二章 清末考取拔贡

第一节 封建科举制度

如今提起刘彭龄,无论是其子孙后代,还是平湖的政府部门,往往都会提到其是清朝末年的“拔贡”,是当地旧时少数考取“功名”的知名文化人。那么,这“拔贡”究竟是怎样的“功名”呢?

首先,先来了解一下曾经影响中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

科举制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约经历了一千三百年。科举是中国古代读书人参加的人才选拔考试,也是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魏晋以降,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没有途径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举人才。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这标志着我国封建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才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较为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从宋代开始,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科举。这样不但大大地拓宽了政府选拔人才的基础,还使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分子有机会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社会的整体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相关考据显示,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虽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

因此,应该说科举制度有其一定的公平性和合理性,为中国历朝历代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才。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三百年间,通过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人,举人、秀才数以百万人。尽管这些人并非全是真正的人才,但是能够过通过层层考试最终考上进士者,多数非等闲之辈。在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长成的必经之路。

此外,受利益驱动使然,科举制度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也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尽管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的渴望,但是客观上还是带动了中国读书风气的提升,普及了文化知识。

由明朝开始,科举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注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付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和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缚,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都被大大地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和光宗耀祖。清朝的以后,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因此,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科学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多数都失意于科场。科举制度在为政府发掘人才的同时,也埋没了民间许多其他方面的杰出人才,各种文化精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随着时代的发展,科举制度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最终走向消亡。

不过,在科举制度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社会形态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立的“考试院”便是源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形式仍然在中国的高考中显现。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此外,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也是科举制度残留的遗迹。

第二节 各种“贡生”

尽管“拔贡”只是封建文人正途入仕中一种较为低微的“功名”,但是可能是因为旧时平湖乃至新安县(宝安县)地处偏僻落后的南疆,能够通过正途谋取“功名”的人并不多,所以不要说考取“状元”、“榜眼”、“探花”乃至进士、举人,就是谋取一个小小的“拔贡”,也已经是非常了不得的事了。

究竟什么是“拔贡”呢?在我国历史上,文人入仕有正途、异途之分,所谓的正途主要包括科举和贡举。前面一节已经详细介绍了科举制度的来龙去脉,这里再来谈谈贡举制度。贡举制度起源于元朝而形成于明朝。总体来说,贡举有岁贡、恩贡、纳贡、副贡、选贡等名目,是科举制度的重要产物和补充。到了清朝,有恩贡、拔贡、副贡、岁贡、优贡,叫做五贡,别称“明经”。贡举制度在清朝的选举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历史上由拔贡等贡生入仕(即做官)的,因其官微位低,所以其事迹在历史和地方史志中少有记载。这也是为什么清末“拔贡”刘彭龄在深圳百年来的史志书籍中难以找到与其相关只字片言的原因之一。

顾名思义,“拔贡”是指选拔出来的贡生。它是科举制度中由地方贡入国子监生员的一种。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就叫做贡生,意思是指把人才贡献给皇帝。严格来说,拔贡生不能算是正式的功名,只能算身份的一种,相当于一种保送生或推荐生的身份。

贡生取士是有名额限制的,而且名额并不多。据考,明朝洪武十七年(1384年),诏府、州、县学,各贡生员一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诏府学一年贡一人,州学三年贡二人,县学二年贡一人。弘治中,位倍其数。万历中,令一正一陪送考,择优充贡;其陪试者,每遇大典,例作恩贡。又令於人才多处,另选贡法,这就是挑选拔贡生的开始。清朝初期,贡额沿明朝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之例,而以正贡作恩贡,陪贡作正贡。顺治初,举行选贡拔萃,许特书荐举。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准於各学一、二等生员内,取文行兼优者,府学二名,州、县各一名作拔贡,每十二年举行一次。雍正初,六年一举,乾隆初仍复十二年之制。至宣统元年(1909年),倍增其数。优贡始于雍正四年(1726年),大省不过五六名,中省不过三四名,宣统己酉(1909年)科,山东取至二十名。

如前所述,拔贡生的选取,清朝初年为每六年一次选拔,到乾隆中期改为逢“酉”一选,也就是每十二年才一次。名额的话,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由各省学政从生员中考选后保送入京,经朝考合格,即可授予小京官、知县或教职。也就是说,拔贡每县只考取一人,可以说是千里挑一了。科举时代,贡生入仕的途径只有三种:一是参加乡试,进而取得更高的功名;二是入监读书,期满后考选授官;三为直接经考试而授官。这第三种途径,原则上是针对贡生中的岁贡、拔贡和优贡生三种。

在清朝雍正以前,拔贡生必须一律入监读书,肄业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入仕。乾隆初年时又规定拔贡生可以参加朝考,列于一、二等者,在保和殿复试,复试列于一、二等者,可由礼部开单引见,分别授职。授予七品小京官者,分部行走(见习),三年期满才实授;授予知县或教谕、训导者,分各省试用。也就是说,拔贡生就算得到官职,也都要先见习,合格后才实授。参加了朝考的拔贡生,多数主要是担任地方学校的教官。

值得一提的是,与状元相仿,拔贡考试还有“拔元”,或称作“拔魁”“贡元”。顾名思议,“拔元”就是“拔贡生第一名”的意思。拔贡名额非常少,每府学二名,州、县学各一名。因此,当时能够考取“拔元”的话,也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地方主政官员往往会大张旗鼓地送匾额以示庆贺。当初刘彭龄考取“拔贡”之后,平湖刘氏族人非常高兴,因为这等于他们的宗亲中又出了一位值得称许的“人物”。刘彭龄后来能够成为平湖文坛领袖,在平湖社会各界中享有较高的威望,也与其成功考取“拔贡”有较大关系。

第三节 末代拔贡

在为民国七年(1918年)重辑的《刘氏总族谱》所撰写的序言中,刘彭龄最后署名落款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一十六年岁次戊午清宣统己酉科拔贡生裔孙彭龄谨撰”。可见,刘彭龄很看重这个“拔贡”功名,所以才会如此郑重其事地将其置于族谱署名之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族谱具有至高无上的文化内涵,因此这里署名的遣词用语是非常讲究和慎重的。

看到这里,对近代史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前面不是已经说过,科举制度早在1905年,即光绪朝的时候就已经废除掉了么,这刘彭龄怎么还能够在宣统朝的时候考取“拔贡”呢?从时间上来看,宣统己酉年乃是1909年,此时科举制度已经废除四年了,所以,刘彭龄这“拔贡”该不会是以讹传讹的误传吧?

其实,这里并没有写错。既没有传错,刘彭龄也没有记述错。清朝己酉年(1909年)的时候,确实选拔过“拔贡生”,这也是中国一千多年科举制度中最后一科“拔贡”考试,刘彭龄就是其中成功考生之一,乃是“末代拔贡”。

原来,尽管清政府已于1905年9月2日发布谕令,废除科举,称“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制的废除与终结,也意味着传统仕进之路的断绝与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但是谕令同时又规定:“凡学堂出身的,比照科举办法,分别给予举人、副举人、拔贡、优贡等奖励。”“十年三科之内,各省优贡照旧举行,己酉科拔贡亦照旧办理。”

前面说过,“贡举制度”在元朝已见端倪,明朝走向成熟。清朝贡举制度成为和科考并行的入仕正途。清代的贡举制度,有岁贡、恩贡、副贡、优贡、拔贡六种。乾隆七年(1742年),规定拔贡每逢酉年进行一次,也就是每十二年一举。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正是十二年一次的拔贡考试年,这次考试是清朝覆亡之前的最后一次拔贡朝考。此时,尽管延续一千多年的封建科举制度已经废除了四年,但是为了安抚各地数量庞大的生员,“贡举制度”仍然在延续。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刘彭龄得以考取“功名”,并在约十年后,即清王朝已经倒台多年,民国也已经成立七年(1918年)的时候,依然将其作为自己撰写本族族谱序言时的署名前缀,以此来一了中国传统文人内心所根深蒂固的“光宗耀祖”情结。

不过也有一种说法,称清朝末年之所以会举行宣统己酉科拔贡科考试,乃是为了庆贺新帝(宣统)登基。1908年,溥仪即位,次年改元,是为宣统元年。清廷为了庆贺新帝登基,在科举已经废除的情况下,仍然举办“己酉科拔贡”考试。

据《清实录大清宣统政纪卷之三十六》记载:“宣统元年。丁卯。又奏、本届己酉科拔贡。海龙、新民、兴京、凤凰、镇安、通化、怀仁、安东、宽甸、怀德、康平、奉化、绥中各府厅县未设拔贡定额。不能一体与试。拟请将海龙等十三学生员添设拔贡六名。下部议。”“壬申。又奏、甘肃甯灵厅、化平直隶厅、海城、平远二县分设未久。未有拔额。本年届选拔之期。计各处生员足额。请将甯灵厅。化平直隶厅。平远县各考取拔贡一名。海城县并加倍甄录。下部议。”可见,当时朝廷增加了部分府县此科拔贡的名额。

科举制的废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之相比,清朝宣统己酉科的拔贡朝考似乎意义不大,所以历来关注的人不多。其实,此次考试是中国几百年来的最后一次拔贡朝考。随着其的结束,中国封建时代的“贡举制度”也就随之彻底完结。

1909年是清朝宣统元年,农历己酉年,照例这一年是举贡之年。先是各省于1909年选拔,第二年(1910年)赴京城参加由礼部主持的朝考。朝考通过了之后,才算考取了“拔贡”功名。不过,尽管是1910年才朝考,但是因为1909年(己酉年)开始选拔,所以称为“己酉年科拔贡”。

其实拔贡考试并不轻松,需要经过“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才能获取。一般来说,全县仅取一名或二名(这科名额有所增加),名额极其有限,读书人又那么多,所以竞争非常激烈。前去应试的刘彭龄发挥很好,最终成功考上,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末代拔贡”之一。当时,喜讯传到家中之后,亲戚朋友们都非常高兴。然后,刘氏宗亲们在祠堂里高高挂起写有“拔贡”二字的牌匾,鸣炮奏乐,比过节还热闹。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随后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满清王朝覆灭,迎来了中华民国新纪元。也就是说,此科拔贡考试之时,乃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清朝政府此时正在大力推行新政,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与此同时,借鉴自西方的现代教育体系正在国内逐渐兴起。因此,参与此次拔贡朝考的刘彭龄们其实内心也知道,这次哪怕成功考取了“功名”,也仅是一项已无往昔光彩的荣誉,已经很难成为自己在仕途上的“敲门砖”了。不是说此次拔贡考试完全没有意义,只是聊胜于无而已。

第四节 朝考的经历

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尽管封建科举制度延续一千多年,但是也仅是在书本或影视剧中看过而已。真正的拔贡朝考是什么样子的呢?清朝宣统己酉科最后一次拔贡考试有什么程序?具体细节如何?考试题目是什么?对此,与刘彭龄同科的张维在他的日记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张维,近代甘肃省著名学者,生于1890年,毕生研究西北史地、方志、金石学,留下了《甘肃通志稿》、《甘肃人物志》、《陇右方志录》、《陇右金石录》等大量著作。

张维在他的日记中记载:1910年农历五月二十,他去礼部投递了文书,相当于报到。根据他关于拔贡考试的记述,可以发现这个程序和会试相类似,但是没有会试那么严格。六月初四,他先参加了礼部的考试,四书经义、中国政治史论各出了一道题。四书经义的考题是“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中国政治史论的考题是“汉武帝、元太祖皆雄才大略,然兵锋所及有远近广狭之不同,试详考而论列之”。这个题目也和今天人们所见的史论题有所不同。

六月十日,礼部发榜。通过了礼部考试之后,还要等待参加保和殿的复试。这期间,有些榜上无名的人就开始回家了。六月二十一日其到礼部纳复试卷讫,接着就安心等待考试,不让外部事物所打搅。六月二十七日,在保和殿复试。按理,复试相当于进士们的殿试,皇帝应该出场,亲自主考,但是张维的日记中没有提到这些。恐怕是因为皇帝年纪小无法出场的缘故。复试的题目有两道,第一道是“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义”。第二道题目则是“秦孝公下令求能以奇计强秦者论”。考试结果第二天就出来了。接下来就要授官了。不过还有一道程序,那就是面见皇帝。张维在日记中称,七月十三日,黎明,他到了养心殿。不过没有详细述说面见皇帝的具体情况,估计小皇帝也说不出什么话。不过,他提到有圣旨,“交吏部询问,授学部书记官”,随即就到了学部,派到普通司行走。与张维同科的刘彭龄,参加此次拔贡朝考的经历应该是一样的。

《清实录大清宣统政纪卷之三十六》中也有关于此次拔贡考试阅卷的相关记载:“宣统二年。甲寅。礼部奏、此次考试拔贡。试卷较多。阅卷大臣。请肬闲派八员。从之。”

刘彭龄、张维们参加的此次拔贡朝考成为了千古绝唱。自此,延续了数百年的封建拔贡朝考制度彻底结束了,中国官方从此再也不通过这种形式选拔人才了。

作为亲历者,张维对这次所获得的功名有自己的看法。当年中秋节,他写了一首诗,其中写道“草草功名假与真”“一年今此又秋风,鸡肋功名误英雄”“希望故乡天尽头”“今夜何人不忆家”“不堪回首忆当年,西去故园路八千。”显然,张维并不是太看重此次朝考,以及所获得的“拔贡”功名。不知与其同科的刘彭龄对此又是什么心态呢?可惜刘彭龄没有具体的诗文留传下来,所以无法知悉其此时的心路历程。不过,作为同时代的人,身处那样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在改朝换代前夕,估计刘彭龄此时内心也一样会充满迷茫。

在往来北京与广东的途中,刘彭龄还在经过河北沧州南皮县时,写过一首诗。这首诗名叫《过古皮城》。古南皮城,在今河北省沧州市南皮县城东北5公里处。春秋时期,齐桓公北伐山戎至此,为给军马修制皮革盔甲,筑建凉皮亭,遂称古皮城。秦朝时设县郡于此,汉、魏时为渤海郡府。因屡遭战乱,城毁人散。东魏时移县城至现址,原城即废。值得一提的是,南皮县乃是晚清名臣张之洞的故乡。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是晚清名臣、清代洋务派代表人物,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并称晚清“四大名臣”。他出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祖籍直隶南皮(今河北沧州南皮)。张之洞曾担任两广总督,不知刘彭龄写这首诗是否与其有关。

《过古皮城》全诗:“城市蜿蜒尚有形,行人至此望郊炯。浮瓜沉李千年远,谷变陵迁几度经。射雉台荒秋白草,坠珠楼废野磷青。停车拟考前朝事,碑卧斜阳不辨铭。”从诗的行文风格和格调来说,跟刘彭龄后来《雕龙诗集怀古》中的诗作很相似。

第五节 游览京城

1916年,刘彭龄在为《胡翼南先生全集》所作的序言中,开篇就说:“京师万生园,极天下品类之大观者也,中分动物植物二园。宣统庚戌(1910年),余至京得亲览焉。逮归而于动物中之鸟,植物中之花,细为推究其理,则不能无所感,感者维何以其偏而不全也。是说也,向未笔之于书,今请得申论之夫。”

清朝宣统庚戌年就是1910年,当时刘彭龄到北京显然是因为参加宣统己酉科拔贡的朝考。他在赶考、备考、参考之余以及考后,还游览了北京城。据其自述可知,当时他曾到过“京师万生园”游玩,知道里面分为“动物园”和“植物园”。他对此印象极为深刻,感触颇多,回到平湖后还念念不忘。所以,几年后在为胡翼南的文集写序时,首先就着笔写这个感触。在这篇刘彭龄撰写的序言中,大约有一半的篇幅是在谈论这个事情。

他在序言中提到的“京师万生园”是个什么园呢?对此,作家关永礼曾撰写过一篇题为《百年长忆万生园》的相关考据文章,其中说到了刘彭龄当时前去逛的这座“万生园”的来龙去脉:

1906年,工部、商部合并,成立农工商部。商部、农工商部成立后,在振兴工商业的同时,重视农业生产,创办农事试验场是其改良农业、振兴农业经济的一项主要措施。1903年,商部奏请通饬各省振兴农务,倡导在全国各地创办农事试验场。山东、福建、奉天等地农事试验场相继建立,并在种植试验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由于全国各地创办农事试验场进度缓慢,商部、农工商部加强了自办农事试验场的力度。京师为首善之区,理应率先垂范。选址颇费周折,最初准备以北京南苑二十顷留地作为京师农事试验场,因其地势低洼,土质含碱量高、河水不宜疏泄以及周边私地不利扩充等原因而作罢,另择官地。几经考察,据《商务官报》载,1906年京师农事试验场场址最终选定,北京西直门外高粱桥以西乐善园毗连继园一带,北靠长河,“土脉肥饶,泉流清冽,近由商部奏请拨为农事试验场,广兴种植,以为各省模范”。4月15日请旨,饬拨官地兴办农事试验场,得到清朝政府批准。

经过两年时间,京师农事试验场在乐善园、继园、广善寺、惠安寺及附近官地的基础上兴建而成。除了乐善园和继园被划入京师农事试验场用地之外,还将广善寺、惠安寺和东南的四百亩民田收纳其中,总计占地约七十一公顷。

从1907年7月19日起,京师农事试验场内附设的万生园先期开放,公开展览这些购自欧洲和征自全国各地的动物,任公众购票“纵览”。门票初定成人每人二十枚铜元,儿童、仆役减半,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可免费入园参观。同时规定,男女不同游,每周一、三、五、日对男性开放,二、四、六对女性开放。不久,此项男女之大防的限制规定取消。中国近代公共动物园从此诞生,时称“万生园”,一时轰动京城,市民无不好奇,竞相前来参观,视为时髦之事。一名参观者化名“兰陵忧患生”赋诗记其盛况:“全球生产萃来繁,动物精神植物蕃。饮食舟车无不备,游人争看万生园。”刘彭龄几年之后前去,估计游人还是很多,因为这个动物园当时在全国来说属新生事物,许多外地人可谓闻之未闻,所以到达北京后自然想去看看。

关于“万生园”也被写成“万牲园”一事,北京史研究学者姜纬堂在《旧京述闻》中收有《万生园·万牲园》一文,对此加以辨正。他认为,“万牲园”是“万生园”的同音讹写,世人不察,以至以讹传讹。他引征故典,说明“万生”一词出处:“唐朝韩愈《题炭谷湫祠堂》诗:‘万生都阳明,幽暗鬼所寰。’所谓‘万’,示数量之极,其意与‘众’相似;所谓‘生’,指生命,即俗语所说的‘活物’。”如用“万牲”二字,则无故典依据,而且不合常理。因为“动物园所饲养、展览者,皆野生动物,且不仅有禽类、鳞类、介类、虫类等。因而,绝不是‘牲’这个概念所能包括得了的”。更重要的是,当时京师农事试验场的公告、出版物、动物展区悬挂的牌额以及清末民初人的游记,均写为“万生园”。刘彭龄对此的记述也是写成“万生园”,显见应该以“万生园”为准。

在参加拔贡朝考之余,刘彭龄还有闲情雅致前去当时京师的著名景点“万生园”游览。可见,在他的心目中,这一趟北京赶考是比较轻松的。估计他当时除了前去“万生园”之外,可能还到北京其它一些著名景点去游览了。

第六节 同科佼佼者

从清朝乾隆七年(1742年)开始,规定举贡每逢“酉”年进行一次,也就是每十二年一举,一甲子(60年)五次。清朝中后期,举贡之年除了“己酉年”之外,还有“辛酉年、癸酉年、乙酉年、丁酉年”等逢“酉”之年。

在历史上,有许多“拔贡”,尽管其考取的功名比较低微,几乎不值一提,但是在其他方面却颇有建树,成为历史上在某些地方有影响力的人物,在历史舞台占据一定地位。下面来看看几位与刘彭龄同科的“拔贡”:

黄佛颐(1886-1946)字慈博,号慈豀,又号拜鹃道人。广东中山人。清朝宣统己酉拔贡第一。博学多才,工诗文词,穷研乡邦文献。曾任《广东通志·人物简注》篇分纂、时敏中学校长、番禺辅群中学校长及广东大学教授。着有《广东宋元明经籍版本纪略》、《绍武实録》、《广州城坊志》、《广东乡土史》、《拜鹃草堂诗词集》等。

黎庆恩(1880-1959)字泽闿。广东顺德人。清末秀才,清朝宣统拔贡。早年赴日研习法律,返国后为广州名律师,曾参与创办广东官立法政学堂,执教数十年,后继任校长。后法政学堂改为省立法科大学,仍任校长。善诗词,着有《拙存堂诗》二卷。兼主广州文社清游会事。

陈宝銮(1873-1953),宇鼎丞,浙江省开化县桐村乡华山村人。清朝光绪二十九年(1903)拔贡,曾任邮传部主事。辛亥革命后,曾任审计院协算官、会计科长,兼清史馆校勘。民国16年(1927),经陈宝琛、赵世骏推荐,偕同溥仪之弟溥儒、溥叔明赴日本讲学,与日本国朝野文化界名流交流学术。陈在日本期间,应酬唱和,著有《瀛痕草》200余章。

张维,字鸿汀,甘肃临洮人,居兰州市。1889年生,1950年卒,年六十一。清朝甘肃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宣统己酉科拔贡,仕学部司员。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回甘参加革命活动,响应共和。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甘肃省议会议长。任甘肃大学教授、甘肃通志馆馆长、图书馆馆长、文献馆馆长、国史馆顾问等职,历四十余年。

赵昌燮,字铁山,别号赵叔子、汉痴道人。1877年2月24日生于山西太谷。从小受业于家塾,在经史古诗文方面,都有坚实基础。清宣统元年(1909)己酉拔贡。分吏部文选司农工商部庶务司主事。不到一年,淡于仕进,离京归里,致力于校勘碑版书画,临习诸书家名篇,考究金石文字,同时兼教子侄辈课读。

此外,张国焘的父亲也是此科的拔贡。其父名叫张觐珖,字鹏霄,生于1875年。据《昭萍志略·人物志》载:“张鹏霄,号劼庄,县试冠军,附邑学籍。宣统己酉科拔贡生,考取法官,历任浙江高等审判厅推事。嗣考取县知事,在任三年,政平讼理。建设方面,如学校、桑林、平民工厂、罪犯习艺所、海塘圩堤及城乡学校次第举行。考绩获得全牌单鹤章。嗣解职回籍,历任九江地方检察厅厅长、南昌市政处秘书主任,洁己奉公为宁,兼优工书,乞求者众,从不应以苟简。年六十卒,著有诗文等梓。”张国焘的母亲是湖南浏阳县文家市刘廷汲的次女,生于1866年。她识文断字,为张家生有二女四子,张国焘为长子。

历史上,这些同科考上的人还会互认为“同年”或“同袍”,跟现在的“同学”或“战友”一样,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小团体。在往后的日子里,这些“同年”之间就有了一层亲密关系,有了情谊,彼此之间有互相照应的权利和义务。每科放榜之后,北京琉璃厂的书商们会编印新科贡生“同年录”出售,方便同科的“贡爷(贡生)”们找寻和联系“同年”。笔者调查发现,直到几十年以后,某些地方的此科拔贡还会举行同年聚会以纪念之。

第三章 参加保国会

第一节 康有为倡建保国会

在刘彭龄的一生之中,最为高光的并不是考取拔贡,而是在19世纪末的时候,在北京参与了由康有为发起的保国会。

保国会是戊戌变法时期的政治团体,机关刊物《万国公报》,后改名为《中外纪闻》。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危机严重,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结合各省旅京人士立会,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关学会先后成立。遂决再“成一大会,以伸国愤”。1898年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成立,并拟定《保国会章程》三十条。

事件经过是这样子的:1898年4月12日,康有为振臂高呼:“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如笼中之鸟,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一席话道出亡国惨状,令在场的人泪如雨下。

这一天,在现场两百多位读书人的参与和见证下,全国性维新派组织——保国会宣告成立了。康有为草拟了《保国会章程》:“本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国,名为保国会。”在此前后,北京知识界成立的各种学会达十余个,其中保国会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这些学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带来很大的社会反响,渐渐唤醒民智,使变法维新的呼声日益高涨。

《保国会章程》三十条主要内容是:“以国地日制,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讲求变法﹑外交﹑经济,以协助政府治理国家。规定在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会中由公选之总理及值理主持会务。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工作人员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等项。时已略具现代政党组织框架。

据悉,保国会共集会三次,意在集群策﹑群智﹑群力,发愤救亡,推动维新运动。接着,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相继组织。不过,保国会也遭到顽固派的弹劾,要求朝廷严禁。面对汹涌的反对声,保国会选择了退却,没有再召开集会,也没有采取其他行动。这样,保国会虽未封闭,实已形存实散。尽管如此,但它“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保国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资产阶级政党先驱的性质。

许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康有为倡建保国会期间,有一位深圳人也参与其中。保国会先后召开了三次集会,其中第一、二次会议对外公布了名单。在第二次公布的名单中,赫然有刘彭龄的名字。当时,这位旅居帝都的新安人,在广东老乡领导成立新的政治团体时,没有置身事外。

第二节 保国会成立细节

说起保国会,得从1898年1月说起。当时,身在北京的康有为在北京南海会馆组建粤学会,引来各省旅京人士争相仿效。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旧历)十二月十三日(即1898年1月5日),康有为亲自发起组织旅京广东同乡在北京南海会馆成立粤学会;次年正月初十(即1898年1月31日),由林旭、张铁君等发起,结合福建旅京人士在北京福建会馆成立闽学会。十八日(2月8日),宋伯鲁、李岳瑞等发起,结合山西、陕西旅京人士成立关学会。二月,杨锐等发起,结合四川旅京人士在北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此外,云南维新派在康有为、梁启超帮助下亦成立了滇学会,滇学会设立在云南新馆内,使云南新馆成为云南维新派的活动常所。

这些学会的发起和成立,意在团结维新志士,在全国各地推行变法维新。这时,又值会试期近,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康有为以为,自《马关条约》签订,割让台湾已经3年,及今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又相继割弃,急须“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使“爱国之忱,当为天下所共与”。恰好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也有会合在京应试举人开会的主张,于是,由康、李为主要发起人,组织保国会。

三月二十七日(即1898年4月12日),保国会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集会的有在京官吏及各省举人一二百人。康有为登台演说,痛陈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灾难。他说,中国4万万人有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而近两个月来,中国失地失权之事又有20起。长此以往,中国面临的将是像波兰、印度那样的亡国结局。故今日“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责我士大夫义愤不振之人”,因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如果4万万人都积极奋进,热心救国,则必大有可为,中国何患不能救!康有为讲演时,声气激昂,座中人有为之泪下者。

当年闰三月初二(即1898年4月17日),保国会又在北京崧筠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梁启超虽因病未能出席,但是“以笔代舌”作了书面演说。演说词历述国家危亡在即,局势紧迫,强调必须“合群策以讨论之”,“合群智以讲求之”,“合群力以分任之”,意即立会以保国,此正保国会开会之宗旨。此后,保国会又在贵州会馆举行第三次集会,这也是最后一次集会。保国会成立后,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先后在北京成立,均为御侮救亡的爱国团体。

保国会等团体的爱国维新活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视和惊慌。顽固派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人孙灏出面攻击康有为,并代孙草拟《驳保国会章程》,对《章程》逐条驳诘,对康有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竟诬称其想做“民主教皇”,言语粗鄙,近于谩骂,所谓“地方大光棍”、“厚聚党徒、妄冀非分”、“形同叛逆”、“辩言乱政”、“邪说诬民”、“鬼域伎俩”,甚至诬康有为“诳骗人财”,恶言秽语,不一而足。最后又颠倒黑白,认为外来侵略并非主要危险,“内患交乘”才是主要危险,而康有为等辈正是最大的“内患”,可谓荒谬已极。闰三月十二日,御史潘庆澜又疏劾保国会,说康有为“聚众不道”。二十七日,后党御史黄桂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认为如果各省均起自保,那岂不将“从此分裂”,要求严禁。后党亲信大臣荣禄甚至公开扬言,康有为立保国会是“僭越妄为,非杀不可”,警告入会者要小心脑袋。

从此以后,对保国会的攻击、诽谤甚嚣尘上,气氛相当紧张。与康有为一起发起成立保国会的李盛铎见势不妙,竟反戈相向,参劾保国会,以求自免。此时光绪帝已看过康有为的两次上书(上清帝第三书和第六书)和他进呈的《日本变政考》、《日本会党考》,大体明了集会结社的意义,故对守旧派之参劾保国会事置之不问。守旧派军机大臣刚毅要求查究保国会会员,光绪帝制止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故保国会虽遭劾奏,却终未封禁。

保国会的规模超过强学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个全国性政治团体,其御侮救亡的爱国色彩比强学会更为鲜明,并且厘订章程、编订组织机构,规定了入会手续及会员权利、义务等项,略具政党规模。它在“合”爱国之“群”,促进光绪皇帝接受变法要求,终于诏定国是,开始变法新政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以致在百日维新开始以后,顽固派仍以保国会之罪名攻击康有为,谓其“名为保国,势必乱国”。为变法而牺牲的六君子中有4人――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均是保国会员。

不过,保国会仅是一个十分稚幼的资产阶级松散团体,并不是一个成熟的现代政党,缺乏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手段。因此,面对顽固派的进攻,顿时茫然失措,毫无反手之力。顽固派稍加反击,立马自行瓦解。而且,这期间有反戈相向者;有先列名保国会,后对康、梁不满,“致书诟詈”者;平时与康、梁交往密切的也不敢再来,致使“门可罗雀”。所以,保国会虽未遭封禁而形存实散,只开了三次会即自行瓦解了。

尽管很快就失败了,但是保国会“合群结社”,表达了御侮图存的爱国意愿,促使了各省自保的救亡运动和“诏定国是”的实现。因此,在推动历史进程的过程中,保国会作出了贡献。

第三节 保国会第一、二次会议名单

究竟是哪些人参与了保国会?据悉,参与保国会集会的人员,主要是各省应试举人及京城中央各部上至二三品大员、翰詹科道、各部员郎主事,下及在京之行商坐贾等。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5月8日),《国闻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发表第一次与会人员名单:“岑椿宣、孙文达、方尔威、袁嘉谷、沈兆祉、于文化、马文忠、张克诚、冒广生、吴昌华、何兰芳、李文治、孙光庭、张元节,蔡蒙、施绍常、陈眉翰、张鸿、牛鉴三、戴章勋、于风纪、武培元、武绍元、雷延寿、张一铨、龙应中、梁克绥、梁汉源、王景沂、王鉴、陈柏侯、郭宝珩、李宣龚、郑孝柽、陈成侯、洪钟、赵先甲、刘肇夏、范克立、张鸿道、张应辰、杨蕙、魏日成、朱恩注,张铸、侯树屏、陈廷贤、田易畴、张一麐、李宝箴、黄嵩裴(时名)、周兆祥、李植、高树、秦光玉、杨宝龄、钱用中、宋嘉彦、乔树枏、赵宗坛、金兆藩、梁朝杰、张学智、左公海,张僧延,曾科进、曾仪进,金开祥、杨德懋、杨韨田、黄遵楷、林世蔚、梁居实、高凤岐、俞效曾、曾光岷、杨昌翰、曾光煦、梁庆桂、朱沧鏊、毛昌杰、杨树滋、张鹏一、樊清心、张铣、刘景熙、黄大壎、伍致中、林灏深、阔普通武、陈懋鼎,姚文栋、徐珂、耿道冲、侣树森、陈衍、赵从蕃、汪钟霖、徐仁镜、黄绍箕、李翰芬、曾习经、张鹤第、曾传谟、张履泰、章献猷、陈虬、陈瀚、夏树桐、褚德仪、于式枚、熙彦、金祖泽、毛慈望、汪鸾翔、张允言、文焕、锡恒、张璧田、李岳瑞、钟广、陈浏、张标云,秦树声、饶宗羲、刘燕翼、康有为。”

第二次与会人员名单有两种,刘彭龄的名字均在其中。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5月8日),《国闻报》以《京城保国会题名记》为题,发表第二次与会人员名单:张标云、梁庆桂、万中黼、罗凤华、何履祥、王子俊、刘发怡、陈星庚、王舟瑶、谭骏谋、赵廷璜、查文渊、王搢、凌万崇、郑宗惠、杨昌翰、陈朝鼎、陈启煇、左家驹、刘彭龄、□□□、俞效曾、林正荣、江锡爵、许文勋、刘用□、胡源清、张鹏一、郭维藩、王珊、靳锡兰、王瑞芝、安启桢、李涛、李浑、张铣、毛昌杰、何履祥、练韫辉、邹仰曾、王延、吴本钓、王凤文、胡尚诚、邢廷莱、徐珂、张□、余诚格、杨深秀、王鹏运、宋伯鲁、龙应中、何桓德、侯树屏、樊清心、吴用威、况仕任、杨树滋、张维寅、赵宗坛、何□麟、王尊五、蔡蒙、张如翰、颜大维、张元节、施绍常、周廷华、俞宗濂、孙光庭、陈祖虞、徐廷锡、李文治、张如椿、刘晖、关榕祚、刘秉珪、魏日诚、杨蕙、赵允龙、王景沂、张鹤第、陈虬、程道元、傅良强、毛严、冯书、邹凌沅、奚铭书、秦树声、文廷华、文景涛、李宝樟、梁积樟、黄嵩裴、万中骧、张僧延、陈浏、高歧凤、李宣龚、文廷楷、李立元、夏循□、洪钟、姚陛闻、李岳瑞、王恕、王贻谷、刘鹗、赵炳麟、李翰棻、□长霖”。右为第二次开会赴议之人。

清朝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四日(即1898年5月9日),《国闻报》刊出《京城保国会题名记》,列第二次会议“入会列名之人”,共有185人。其名单为:梁启超、麦孟华、陈涛、林旭、陈荣袞、龙焕纶、袁嘉谷、杨葆龄、苏桂芬、宁绳武、毛昌杰、樊清心、张鹏一、杨树滋、张僧延、邢廷荚、张鸿道、范克立、杨蕙、赵先甲、刘肇夏、徐珂、侯树屏、秦树声、张一麐、王瑞芝、秦光玉、张涛、金祖泽、何兰芬、林缵统、侣树森、章献猷、陈虬、李岳瑞、雷延寿、施绍常、张元节、蔡蒙、姚洪淦、何寿朋、林世蔚、钟镛生、左家驹、杨寿昌、贺赞元、邹凌沅、刘彭龄、俞继曾、文景清、文廷华、文廷楷、徐凤衔、刘鹗、王恕、宋伯鲁、赵允龙、查文渊、傅良弼、魏鸿仪、颜大维、俞宗濂、李瑞燊、李铭忠、李葆忠、李启煃、谭镳、钟荣华、罗恒熊、钱用中、梁朝杰、左公海、孙文达、张学智、宋嘉彥、梁庆桂、茅谦、刘永年、程式谷、廖杭、汪钟霖、杨国栋、于凤纪、李琳、戴章勋、陈启辉、李翰芬、靳锡兰、陈眉翰、徐文佐、禇德仪、张鹤第、洪钟、王景沂、吴用威、方尔维、欧阳述、冒广生、萧文昭、于文华、杨德懋、金开祥、牛鉴三、王尊五、宁绳武、许文勋,江锡爵、林正荣、奚铭书、李涛、李浑、安启祯、杨昌翰、何恒德、周廷华、姚陛闻、谭骏谋、况仕任、龙应中、隖绳绪、何履祥、邹仰曾、练韫坛、刘兆莱、张如翰、乃赓、宾宗椿、文焕、康有为、乔树枏、杨锐、刘光第、赵宗坛、梁居实、黄遵楷、王晋涵、谢绪纲、谢绪璠、张铣、张克诚、饶宗羲、赵从蕃、饶步元、陈步銮、魏日诚、傅增湘、曾传谟、刘景熙、张履春、汪鸾翔,梁积樟、张维寅、王贻谷、王凤文、胡尚诚、吴本均、王延、张如椿、刘晖、徐廷锡、薛位、曾骥观、赵廷潢、刘秉珪、郭宝珩、冯书、王搢、莫圻、齐福丕、高树、李植、周兆祥,李宝箴、刘毅、徐润、宋梦槐、俞效曾、杨韨田、黄嵩裴、徐仁录、沈兆祉、徐仁镜、张标云、孙定钧、灵峰、李树滋。其中宁绳武两见。

第四节 刘彭龄为什么会参加

保国会召开三次集会,议定的主要活动内容有:(1)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围,思维持振救,故创斯会而冀保全;(2)以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不丧失,保民族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3)讲求变法,研究外文,谋求经济实效,以助政府治国;(4)北京、上海设总会,各省府县设分会;公举总理、值理、常议员、备议员及董事主持会务。并详细订立了会议、会员则例。

限于现有掌握到的历史文献材料,无法考据出太多刘彭龄参加保国会的细节,不知道他当时是以怎样的心态参与其中。不过,以后来刘彭龄的所作所为来看,其实也不难猜测出来。

刘彭龄当时为什么会在北京呢?这应该是因为当时他正在北京参加考试,或准备考试。可惜,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从后来的结果来看,他在1909年考取拔贡之前,在封建科举制中一无所获,并不得志。

前面提到过,保国会开会是在会馆,康有为也住在会馆,这会馆是什么情况呢?据悉,会馆是明清以来流动人口在异地他乡凝聚乡情的重要场所,也是商帮存储货物、互通商情的要地,甚至还是政治人物活动的秘密地点。明清以来,广东人在异地合作共建或独立建立了许多会馆。明清以来,广东人因为经商或求学的需要,在海内外建立了众多的会馆。以今天政区来看,国内以北京、上海、江苏、四川及广西最多。海外也遍及亚洲、美洲、欧洲、澳洲和非洲。这些会馆多以县为单位建立,也有以府甚至省为单位。

北京作为明清以来的全国政治、文化中心,人口流动十分频繁,会馆建筑比比皆是,20世纪80年代末期,学者统计,广东会馆在北京的数量就在40所以上。这些会馆虽多为举人应试居住的试馆,但商业气息浓厚,除会馆主体建筑庞大外,都有一定数量的附产房屋租赁。如由广府人兴建的粤东新馆主产房屋109间,位于南横街26号南半截胡衕28号,附产330间以上。位于宣外丞相胡衕、铁老鹳庙、醋章胡衕和广安门大街等繁华商业地段,用于出租生息。

宣武门外米市胡衕的南海会馆共有13个庭院,190余间房,院与院之间有门相通,房与房之间有走廊相连,布局整齐。1882年康有为赴京会试,寓居该馆东北小跨院内,因院中有七棵树,康遂以“七树堂”命名。七树堂院北屋犹如小船,窗上镶有西洋五色玻璃,康称之为“汗漫舫”,其诗集即名《汗漫舫集》。1888年5月,康有为到达北京仍居住南海会馆,“十一月,先生初上变法书即草创于是。”后来,康有为每次赴京都居住该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广仁在南海会馆被捕。后人称“米市胡衕南海会馆,中华变法策源区”。

刘彭龄是广东人,而且是广州府下辖的新安县人。因此,当时他抵达北京应考时,可能是借居在广州府人建的会馆里。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就与居住在广府会馆的康有为等同乡相识和往来了。

那个时代,时局动荡,身处其中的中国知识分子,许多被世事所触动,参与各种政治活动,希望能够抵御外侮,救亡中国。刘彭龄这类积极入世者,也是其中一员。

第四章 地方孔门领袖

第一节 孔子及儒家学说

作为一名生长于清朝末年的传统读书人,刘彭龄自然不免要深受孔子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生长的那个年代,官方推行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以刘彭龄自然自小就读遍“圣贤书”。后来,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孔圣会”的兴起,他成为平湖地区的孔门领袖,还受邀出任平湖孔圣会学校的校长。

先来了解一下孔子的生平及孔子学说和儒家思想。

孔子,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东周春秋时期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相传,孔子曾受业于老子。他曾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在中国古代,孔子被尊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的最博学者之一,被后世统治者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万世师表。孔子被尊为儒教始祖,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和世界都有深远的影响。孔子还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随着孔子影响力的扩大,孔子祭祀一度成为和上帝、国家的祖宗神同等级别的“大祀”。

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道”思想体系:在个体层面主张“仁、礼”之德性与德行。德道思想体系是以性善论(“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为基础,以立人极(“三极之道”)为旨归,以人道与天道、地道相会通,人道中庸又适时之变为方法论的完足思想体系。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晚年时期的孔子将自己的最高理想称之为“大同”。在大同的世界里,天下的人,不止以自己的家人为亲,不止以自己的父母儿女为爱,而是相互敬爱,爱天下所有的人。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孩子们都能获得温暖与关怀,孤独的人与残疾者都有所依靠,男人各自有自己的事业,女人有满意的归宿。天下没有欺诈,没有盗贼,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人讲信修睦,选贤举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在教育活动方面,孔子不但培养了众多学生,而且他还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教育学说,为中国古代教育奠定了理论基础。刘彭龄曾在平湖创立“雕龙书室”,长期担任过私塾先生。因此,刘彭龄在平日的考学过程中,不免会受到孔子教育思想的影响。

第二节 20世纪初的孔圣会

儒家,儒家学派,又称为“孔教”。其从南北朝开始叫做儒教,跟佛教、道教并称为三教。儒教以夏商周的五教和祭礼为本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以孔子为先师,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中的神道设教。儒教正统始自汉武帝独尊儒术,汉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刊于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使天下咸取则焉,正式把儒教定为国教,五经成为国家法典以及中华法系的法理基础,以春秋决狱。汉代末年,儒教广泛传播,“太尉公承夙绪,世笃儒教,以《欧阳尚书》、《京氏易》诲受四方。学者自远而至,盖逾三千。”儒教自汉代以来被奉为官学,其后在各主要朝代或历史时期都是官方指导思想。

近代以来,中国的科技文明和军事实力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中国人为求存图强,爆发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同时也对儒教产生强烈怀疑,发起了批判。1912年民国成立之后,国人对是否再将儒教定为国家思想产生了分歧。

民国初年以后,康有为发起“孔教运动”,倡导儒教和国家官僚组织分离,按基督教模式允许人人祭天,允许人人祭孔,因为“自共和以来,教化衰息,纪纲扫荡,道挨凌夷,法守集坏,礼俗变易,盖自羲轩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化,一旦而尽,人心风俗之害,五千年未有斯极。”当时,许多革命人士主张不再尊儒,而康有为、陈焕章等人则成立“孔教会”,呼吁将孔教定为“国教”,并得到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后因袁世凯称帝失败,请定国教运动也沉寂下来。但是康、陈继续在民间传播孔教,并且还创造了一些宗教化礼仪。与此同时,以学衡派为首的一批认为传统儒家思想通过更新能够适应现代文明的学者,则力图用现代观点重新解读儒家经典,创造“新儒家”。新儒家与康有为、陈焕章的孔教是不同的。

“孔教会”于民国时期成立,是民国初年提倡“尊孔读经”的社团。辛亥革命后,一些传统的官宦、文人等相继组织了“孔道会”、“孔社”、“尊孔会”、“孔圣会”等尊孔复古团体。1912年10月7日,康有为授意其学生陈焕章等在上海成立“孔教会”。它以“昌明孔教,救济社会”为宗旨,于当年11月在上海设立总会事务所。后经袁世凯时期的民国政府批准,在全国各地设立分会。1913年2月发行《孔教会杂志》作为机关刊物。9月27日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孔教大会,举行大规模祭孔活动。11月推康有为任总会会长,张勋任名誉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总会迁至北京。

“孔教会”或“孔圣会”的主要人员构成是哪些呢?目前,官方的说法是,主要为满清的遗老遗少,还有一些鼓吹在中国实行帝制的外国人,如美国的李佳白,日本的有贺长雄,英国的庄士敦,德国的卫礼贤等。此会曾策动大规模请愿活动,要求定孔教为国教。后改《北京时报》为《经世报》,作为此会机关报。“五四运动”期间,此会受到进步人士的猛烈抨击。1920年后制定《孔教会教规》,曾募捐筹建北京孔教大学。自成立以后,此会先后投靠皖系军阀段祺瑞、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及国民党蒋介石等。1937年9月,曲阜的孔教总会被国民党政府改名为“孔学总会”,成为文化团体。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用当代的史观去看待此会的观点。稍后将提到,这个观点并不全面。

第三节 任平湖孔圣会学校校长

民国初年,刘彭龄被誉为“平湖文胆”,在平湖及周边区域颇有文名。当时的文化人邓子谦在为刘彭龄《雕龙诗集怀古》一书题词的注释中称,刘彭龄“历充平湖孔圣会学校校长。一堂弦诵,居然泗水高风。”

这是怎么回事?当时平湖地区也有“孔圣会学校”么?

答案是肯定的!当时平湖地区确实有“孔圣会学校”。据查,平湖的孔圣会学校也是由平湖籍著名港商刘铸伯所创办。而且刘铸伯在香港及内地各地,创办了几十所孔圣会学校,平湖这所只是其中之一。因为刘彭龄是当时的平湖文坛领袖,加上刘彭龄与刘铸伯关系较好,刘铸伯充分信任刘彭龄,认同其文采和文名,所以刘铸伯创办平湖孔圣会学校后,邀请刘彭龄出任校长。

尽管刘铸伯久居华洋杂处,且已成英国人殖民地的香港,深受西洋文化熏陶,但是却始终念念不忘中华传统文化。儒教至清朝末年分枝为孔教,孔教分了三家:孔圣会(1909年)、孔圣堂(1912年) 、孔教学院(1930年) 。清朝宣统元年(1909年),刘铸伯创办孔圣会,被推为首任会长。至1924年,该孔圣会创办义学多达40所,遍布香港、深圳、东莞、广州等地,而平湖孔圣会学校就是其中之一。

刘铸伯创办的“孔圣会学校”,并不是用来宣扬帝制,而是用来传承传统文化。尽管现在没有发现关于“平湖孔圣会”的详细记载,但是从邓子谦在题词注释里的这只字片言中,也可以从中获知当时平湖孔圣会学校一直由刘彭龄出任校长。

邓子谦在题词中说到的“一堂弦诵,居然泗水高风。”其中,“弦诵”是指弦歌和诵读,泛指授业、诵读之事。语出《礼记·文王世子》:“春诵,夏弦。”古代授《诗》、学《诗》,配弦乐而歌者为弦歌,无乐而朗读者为诵,合称“弦诵”。后即用以泛指授业、诵读之事。而“泗水”是指一条流经孔子家乡曲阜的河流,又叫泗河,是山东省中部一条较大的河流。据说,《论语》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其中说到的“川”,指的就是泗河(泗水)。因此,邓子谦这里说“泗水高风”,是用“泗水”来指代“孔子”或“儒家学说”。合起来就是说,刘彭龄讲授的课,颇有儒者讲学的风采。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参与“孔圣会”不一定就代表守旧,更不宜将所有参与“孔圣会”的人员均视之为满清遗老遗少,是在谋求复辟帝制。成立“孔圣会”更多的是代表当时的读书人面对突变的国内形势,想要挽回传统文化的颓势,而采取的一种集体行动。事实上,当时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人是想以此来对抗西方的文化入侵,防止中国传统文化流失和灭亡,有其历史使命和民族责任心。

面对辛亥前后西方文化带来的巨大冲击,当时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着切肤之痛的危机感,所以企图通过树立孔子和儒教的形式来加以对抗。这就是全国上下均成立“孔圣会”的时代背景。因此,不能一概而论,简单地将当时全国上下的所有“孔圣会”成员均斥之为“满清遗老遗少”。那样的话就过于简单化了。

第五章 夫妻幸福唱和

第一节 妻子庄凤笙是才女

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不凡的女子。作为文化人,刘彭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那其背后的女子,即其夫人又怎么样呢?

刘彭龄的妻子叫庄凤笙,当时也颇有文名,堪称一代才女。她又名庄慕韺,新安县(宝安县)皇岗村人,生于清末,具体生卒年不详。庄凤笙出身于知书达礼之家,自幼熟读诗书。嫁到平湖后,与其夫刘彭龄诗文唱和,夫唱妇随。其少年聪慧,“性嗜诗书”“闺秀而心通河洛”,这是香港知名文化人胡翼南在为《雕龙诗集》所作的序语中提到庄凤笙的评语。

胡翼南在序文中写道:“(刘彭龄)夫人庄氏,性嗜诗书,情轻华錜,韵参妙谛,诗杂仙心,慕祖德而志在漆园,爱南华而神传秋水,闺秀而心通洛河,璇玑迥八角之文。”可见,其对庄凤笙的文采是非常赞许的,而且认为庄氏对佛学有所研究。

香港先天道、深圳梧桐仙洞(弘法寺前身)创始人田邵邨在为《雕龙诗集》所作的跋中写道:“……予辑梧桐山诗文第二集,香江胡翼南先生尝取其中数子之诗大加评论,至紫东、凤笙诸篇则尤展厥精微,发扬蹈厉而平等自由之境,大同至治之机心慕手追……”可见,田邵邨对庄凤笙的诗文评价也非常高。

因经常写诗,并且广交朋友,所以刘彭龄夫妇身边聚集了一帮文友。后来,庄凤笙与其夫刘彭龄及十多名省港文化名人一起创立“桐山诗社”,诗文唱和,俩人的作品均收入由田邵邨编著的诗文集《梧桐山集》中。此外,1915年,刘彭龄为纪念亡妻庄凤笙,还将她写的“美人图咏百首”与自己的诗文同编进一本诗集出版,即《雕龙诗集》。该诗集分为《雕龙诗集怀古》,收入的是刘彭龄的诗作;和《雕龙诗集百美图咏》,收入的是庄风笙的诗作。《雕龙诗集怀古》现存深圳市博物馆;《雕龙诗集百美图咏》现存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这部诗集是罕见的民国初年深圳市本土人士个人诗集。

除了与文友们诗文唱和之外,在平常时节,庄凤笙经常向松柏围村的刘氏子侄们传授文化知识,给他们讲课,还将自己作词、作曲的歌谣教给他们传唱,促进了本村本族的文化教育事业。

封建社会讲究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并不鼓励女子读书。因此,受限于封建礼教,大多数女性没有权利读书,往往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当时能够读书并享有才名的女性非常少。而庄凤笙却不仅能够学文识字,而且还能以文采闻名于远近,这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事情。

从庄凤笙的例子来看,当时新安县地处广东珠三角沿海地区,与香港相邻,所以风气较开,部分女性得以自幼学习诗书,并为社会所接受。在《胡冀南先生全集》中,除了庄凤笙之外,还收入不少与其诗文唱和的其他女性的作品。可见,当时在刘彭龄的朋友圈内,对于与女性文友诗文唱和,致函对答,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毕竟时光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而且已经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因此,对于女性识文习字,也渐渐开始推广和普及了。在这种情况下,庄凤笙不仅得以参与这些文人骚客的各种活动,而且还得以与其丈夫刘彭龄刊印一本合著的诗文集。

因为文采出众,知书达礼,所以庄凤笙素有“民国才女,无冠博士”的美誉。时至今日,其出众的文名仍在平湖地区流传,为老一辈人所传颂。

第二节 夫妻互相诗文唱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容和谐的夫妻关系,有个词叫做“夫唱妇随”,指的是夫妻俩人关系较为融洽,日常生活比较合拍默契。如果俩人能够有共同的志趣爱好,并且能够谈到一块去,互相配合和补台,那就是神仙侠侣了。

而刘彭龄与其夫人庄凤笙就达到了这一境界。俩人在日常生活中,不仅在柴米油盐的家庭琐事中配合密切,而且在文坛上也是夫唱妇随,非常合拍,所以深为时人所羡慕和称颂。在文友们眼中,他们夫妇有着共同的爱好和志趣,并且都文采出众,所以时常能够诗文唱和,互为知己。

“……转字催腔,笙磬同音,云龙并驾。一则披香博士,苏蕙羡其风华,一则文阵雄师,东莱资其著作,问字于扫眉才子,妻即贤师,征文于坦腹郎君,卿真吟伴。湘兰一朵,携手同看,园竹万枝,迎眉晕录。鸡鸣窗而郎起,香沉水而妾歌,叠韵双声,吟闻户外,唱予和汝,曲在盘中。拈毫则双管云飞,联句而并头花发,既切磋于枕上,将偕老于诗中,馨逸旁流,不能无述。其诗文之并见于《梧桐山二集》者,予既取而评骘之矣……”这是胡翼南在为刘彭龄、庄凤笙的《雕龙诗集》所撰写序言中的文字,记述和点评了刘彭龄夫妇的甜蜜关系。

在胡翼南看来,刘彭龄与庄凤笙夫妇,一人为“文阵雄师”;一人为“披香博士”。刘彭龄“问字于扫眉才子”,则“妻即贤师”。庄凤笙若“征文于坦腹郎君”,则“卿真吟伴”。刘彭龄与庄凤笙夫妻俩人乃“……鸡鸣窗而郎起,香沉水而妾歌,叠韵双声,吟闻户外,唱予和汝,曲在盘中。拈毫则双管云飞,联句而并头花发,既切磋于枕上,将偕老于诗中……”

上面这段话,虽然只短短几句,但是却为我们描绘了一幅非常感人的幸福生活场景。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当每天窗外的鸡开始啼叫时,刘彭龄就开始起床了,而每天香沉水的时候,庄凤笙就吟唱,声声传到户外,是吟唱给刘彭龄听的。写字吟诗成双成对,互相联句唱和就像是并蒂花一样。夫妻两人还能够切磋于枕上,将于一同吟诗作对中白头偕老。

双宿双飞,何等快哉?字里行间,勾勒出了刘彭龄夫妻俩人的日常生活,显然小日子过得非常有情调。

据胡翼南所云,庄凤笙的文采和见识,并不比桐山诗社的其他男同胞们差,所以得以列名其中。因此,刘彭龄与庄凤笙夫妇又超出了一般的“才子佳人”范畴。夫妻俩人有共同的志趣爱好,并且俩人水平相仿,所以达到了更高的境界。

刘彭龄与庄凤笙夫妻和睦,家庭和谐,颇令身边的挚友们羡慕。过去的封建时代,夫妻之间能有共同的话题和志趣,并且能够合拍,互相理解,这并不多见。尤其是在文学造诣方面,夫妻俩人都能够达到一定高度,水平相当,尤为难得。因此,一旦有这样的夫妻出现,往往会被视之为佳话。

第三节 俩人文采获各界认同

文友们对刘彭龄、庄凤笙夫妇双宿双飞,夫唱妇随的生活,非常看好和羡慕。同时,对于他们夫妻俩人的文采也非常认同和佩服。因此,在《雕龙诗集》《梧桐山集》等相关诗文集的序言中,都不吝惜文字对他们夫妇俩人加以记述和点评。

有意思的是,胡翼南在为田邵邨编著的《梧桐山集》二、三集作序时,均在序文里面提到了刘彭龄和庄凤笙的名字,而且均是将刘彭龄的名字列为首位。而田邵邨在编著出版此书时,也同意将刘彭龄夫妇的名字列入,并且居于首位。由此可见,刘彭龄在胡翼南、田邵邨等当时的香港文坛名家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庄凤笙也是当时文坛上有得数的人物之一。

邓子谦在为刘彭龄、庄凤笙合著的诗集《雕龙诗集》题词时,写道:“雕龙莫笑非灵物,放出文光足炫人。函关一过振宗风,望气何期识紫东。名世文章流泗水,出群词赋著梧桐。图探百美醒春梦,道练三花悟性空。身化菩提千万树,却从色界度英雄。”可见,在这位文坛名家眼中,刘彭龄属文坛“一代宗师”,文章可以“传世”,词赋也很“出群”。而庄凤笙的“百美图诗”,在他看来属“佛道”,即从玄学的角度分析问题,讲述道理。

可以说,刘彭龄的“文坛领袖”这个江湖地位,在当时省港文人圈中,获得胡翼南、田邵邨等知名人士的公认。这一点从刘彭龄出书,胡翼南愿意为其作序,田邵邨愿意为其写跋,其他知名文友愿意列名帮其做其他事情,均可以看出来。另一方面,胡翼南自己出版文集,也找刘彭龄为其作序。由此可以看出,俩人关系的非同一般,已经到了“死党”级别。

站在刘彭龄的角度来看,能够与这些当时的省港名家深交,并且获得他们的认同,显示其为文和为人方面均有过人之处。否则的话,他就不可能与这些名家结交这么深,并且为人为文均深获他们的认同。

胡翼南文集中收入了点评刘彭龄诗文的文字,题为《评紫东氏次韵桐山诗》:“扬之高华;按之沉实;达之亹亹;息之深深。是经师文;是才人笔;是放达士;是大雅音。诗律得此,夫何间然。”可见,胡翼南对刘彭龄的诗文评价非常高,已经到了“经师文”“才子笔”和“放达士”“大雅音”的地步。并表示诗律做到这个地步,已经没得说的了。

其点评庄凤笙诗文的文字,题为《评庄慕韺次韵桐山诗》:“倣先正之典型,警后来之学术于忠字;见其豪雄于孝字;见其沉挚于廉字;见其清矫于节字;见其坚刚于道字;见其圆融于德字;见其雅正于文字;见其蕴籍于章字;见其辉光于经字;见其胸襟于史字;见其感概于子字;见其议论于集字;见其真灵而皆徹,玉馨之声声,圆金铃之个个,至其咏文学,富青莲游上苑,才高道蕴,处深闺一联是自道,语足使苏蕙仰其声华,薛媛慕其福慧,尤令人艳羡不置。”胡翼南这些文人写文章,喜欢用长排比句。他在这里称庄凤笙“才高道蕴”,并表示“处深闺一联是自道,语足使苏蕙仰其声华,薛媛慕其福慧。”

此外,例如上面曾提到的“鸡鸣窗而郎起,香沉水而妾歌,叠韵双声,吟闻户外,唱予和汝,曲在盘中,拈毫则双管云飞,联句而并头花发,即切蹉于枕上,将偕老于诗中”,就是出于胡翼南为刘彭龄、庄凤笙的《雕龙诗集》所作的序言中。

在胡翼南为《雕龙诗集》所撰写的序中,还提到他与郭象、向秀等人的看法有些不同,认为《庄子》三十三篇中,第一篇讲的是“平等自由”,第二篇讲的是“大同至治”,其余三十一篇则不值一提。他认为庄凤笙对道家也颇有研究,深有所悟,并列举了庄凤笙的诗文。

胡翼南还在为田邵邨编著的《梧桐山集》第二集所写的序言中提到庄凤笙,他说:“……以桐山之道长作金谷之主人,本文阵之雄师,为骚坛之领袖,一人首唱,群彦争鸣,东方则有刘彭龄、庄慕韺、刘少骧、郑五云、刘梅山、邓子谦、黄蔚青;西方则有陈执中、李绍魁、叶竹溪、刘止端、叶瑶階、刘世模、刘彤階、陈善超,诸子凡十有余人,大雅扶轮,升堂接踵。而凤笙女史以庄氏之名姝,亦得与分一席……”

可见,当时在这些梧桐山文友圈中,大家并未因庄凤笙是女流之辈就排斥她,而是将其列入其中,与其他文友平起平坐,也就是胡翼南所说的“亦分得一席”。而且,胡翼南文中的意思是说,只有庄凤笙才获得如此待遇,除了她之外,其他人都是男的。

第六章 倡立桐山诗社

第一节 深港名山-梧桐山

梧桐山风景名胜区位于深圳经济特区东部,西临深圳水库,东至盐田港,南北均临近原深圳经济特区边界。该风景名胜区面朝大鹏湾,与香港新界山脉相连、溪水相通,地理位置独特。

该风景区总面积为31.82平方公里,于1989年被林业部批准建立国家级森林公园——梧桐山国家森林公园。1993年5月被广东省政府授予省级风景名胜区。2009年12月31日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这是一座在深圳、香港地区均十分有名的高山。梧桐山是国内少有的邻近大都市繁华市区,以滨海、山地和自然植被为景观主体的城市郊野型自然风景区,景观以其“稀”、“秀”、“幽”、“旷”为显著特征,其中“梧桐烟云”被深圳市政府评为深圳新八景之一。风景区所属的梧桐山主峰海拔943.7米,为深圳第一高峰。雄伟的山势与变幻莫测的云雾刚柔相济,与广瀚的大鹏湾山海辉映;山里溪涧幽邃,植物茂盛,是珠江三角洲地区珍稀动植物的庇护地和资源库之一。调查显示:梧桐山分布的天然植被有维管束植物233科764属1376种,其中有刺桫椤、穗花杉、白桂木、土沉香、粘木等珍稀、濒危物种;野生动物资源非常丰富,有24目64科196种,其中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蟒蛇、鸢、赤腹鹰、褐翅鸦鹃、穿山甲、小灵猫等。位于梧桐山山麓的东湖公园景区,集观赏、游览、文化娱乐、游乐服务于一体。此外,同在梧桐山山麓的仙湖植物园景区则是中国观赏植物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集植物收集、研究、科普和旅游观光休闲为一体,是国内外著名的风景园林植物园,也属于游乐区。

此外,梧桐山还是“深圳河”的发祥地。梧桐山山高林密,以瀑布、奇石、古树、翠竹等闻名,令人叹为观止。梧桐山自西南向东北渐次崛起,在其主要山背线上分布着三大主峰,分别为大梧桐、豆腐脑和小梧桐。站在主峰峰顶远望,西可俯瞰深圳市区,南与香港大雾山(海拔958米)对峙。向东南远眺,烟波浩淼的大鹏湾海面及美丽的大鹏半岛尽收眼底。

最早记述梧桐山名的是明朝的《广东通志·卷十三·舆地志一·山川·东莞县》,当时深圳属东莞县管辖,书中有“又南七十里曰梧桐山(其木多梧桐)”的描述。此书为明朝嘉靖四十年(1561年)黄佐所著,比清朝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新安县志》早127年,比清朝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王崇熙编纂的《新安县志》早了258年。由此可见:梧桐山的名字来源于“其木多梧桐”。也就是说,梧桐山的名称是因为山上多梧桐树。

梧桐山具有悠久历史,历朝有不少文化名人曾驻足于此。相传,东晋著名道家宗师葛洪在罗浮山行医修行,游历广东名山,曾到过梧桐山。据田邵邨编著的《梧桐山集》记载,唐朝纯阳祖师吕洞宾钟情于梧桐山水,赋神仙诗百余首。明朝初年,武当派祖师张三丰在梧桐山开山建立三十六洞天,庙宇林立,并留下二百余首内丹练功诗赋。明朝广东布政史祁顺(东莞人)的相关诗作《梧桐山》中说梧桐山是:“效灵堪与龟龙并。”实际就是说梧桐山是玄武大帝的道场和化身。因为玄武大帝就是龟蛇的化身,所以梧桐山应该是武当派的道场。

据田邵邨著的《道脉总源流》记载,梧桐山自古为道家的洞天福地,梧桐山上著名的道家宫观有“上清宫、桃源仙洞、锦霞洞、八贤堂、金霞洞、藏霞洞”等,供奉“北帝(玄天上帝)、玉皇大帝、文昌帝君、观音大士、关帝、三清祖师”等。自明朝至清朝,梧桐山一直是广东道家的洞天福地,有不少道士在此修行,信众争相祭拜。

田邵邨在梧桐山修行9年,这段时间对他的得道起着非常大的作用。他对梧桐山非常热爱,所以把他在这里创建的道场叫做“梧桐仙洞”,编著的诗集叫《梧桐山集》(初、一、二、三),连其本人都号“梧桐山人”。

那时候,田邵邨还在梧桐山围绕“梧桐仙洞(即弘法寺前身)”建有“八贤堂”。这八贤堂按照易经八卦,东南西北乾坤艮巽各设一堂,除东南西北是方位外,乾代表天,坤代表地,坎代表水,离代表火,震代表雷,艮代表山,巽代表风。这八贤堂对应如下:化贤堂、育贤堂、敬贤堂、爱贤堂、习贤堂、礼贤堂、锦贤堂、载贤堂。八贤堂对应不同的修道阶段,所以他主要在这里修道和传道。

田邵邨与刘彭龄的关系极其密切,有较深的交往,刘彭龄夫妇与田邵邨同为“桐山诗社”的成员,俩人都有作品收入田邵邨主编的诗集《梧桐山集》,而田邵邨后来则为刘彭龄夫妇的诗集《雕龙诗集》撰写了“跋”。

第二节 与名刹弘法寺的关系

改革开放前,深圳辖区内已经没有什么名刹古寺和道观尼庵了。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均已在1949年以后被毁弃。后来,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后,在梧桐山建起了弘法寺。该寺因为邻近深圳经济特区核心繁华区域,加上寺庙所在地有一座仙湖植物园,以及首任主持本焕长老的关系,所以使其在极短时间内就兴盛起来,成为深圳最为知名和最有影响力的一座寺庙,威名甚至还远播市外。

深圳市民可能不知道,其实弘法寺的前身乃梧桐山上的一座道观,是一个以道教活动为主的宗教场所。而且本书的主人公刘彭龄,当时还与这座道观及其观主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以致在自己出版个人诗集之后,把刻版藏在这里。

先来看看深圳弘法寺的简介:该寺始建于1985年7月1日,位于深圳仙湖植物园内,地处深圳市东郊--有深圳“绿色心肺”之称的梧桐山麓。1990年8月31日,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批准,弘法寺作为宗教活动场所对公众开放。从此,该寺成为1949年以后,深圳市第一座经政府批准对外开放的佛教寺院。

弘法寺的前身,始建于清朝光绪三十年(1902年),原是一座儒释道三教合一,并以道教为主的宗教场所,名叫“梧桐仙洞”。1903年至1907年,是梧桐仙洞发展的高峰期。据说,当时梧桐仙洞的开创者田邵邨经常从香港或者广州坐花轿过来,一来深圳梧桐山就要住上几天,逢“念斋日”至少要住上七天七夜。深圳(新安)许多才子佳人、有钱人,骑马坐轿,携带精贵祭品前来朝拜。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英国胁迫清廷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新界(原属新安县辖地)。在新安、东莞民众为反抗英军强行接收新界乃至入侵深圳墟而英勇反抗的岁月里,田邵邨深入新安,以文会友,行医济世,广结善缘。当时,惶惶不可终日的新安乡绅及传统读书人在他的劝慰下,得以稍安。1902年,田邵邨在新安梧桐山开辟道教传教场所梧桐仙洞,收录弟子甚众,其中有不少人列入《道脉总源流正本》内。可以发现,其中有不少绅商儒士。田邵邨按所承八贤堂传统,亦将自己的功勋弟子以“八贤”纪功。如得“桐山宏开佛教之果”的八贤,应该是开辟梧桐山道场中捐资最多或最出力者,为医士的有刘渭川、张斯行、张协修;为绅士的有曾澄溪;为商者亦有刘德轩、卓近人等。得“桐山希圣希贤之果”的八贤,更被推为才子,其中为秀士者有蔡爱山、李蓬山、蒋纯奇;为贡士者有张协中、刘杰修、田在中。此外,亦有来自香港的弟子,如卓近人、吴觉泉、陈善元、李昌音等。何廷璋曾撰文志记当时梧桐仙洞盛况:“试观梧桐结洞,卅六境璀璨迎眸;铅汞成丹,九二亿冤缘望泽。杨旆而申江凤暖,七会宾筵;过川而壬水烟开,两登剑阁。是以入门者,有尧舜之想;结侣者,皆李杜之材。一二三集文章,玉策金绳媲美;十二万年舟楫,珠江香海长游。”

仙洞筹建时,深港及周边地区许多人为其捐款,当时用石碑刻记捐款人名字和捐献了多少钱。田邵邨不在的时候,梧桐仙洞一开始是交给仙洞所在的黎围村庙祝公郑仲培、邱金姐管理。后来由观澜人陈来管理,住有尼姑。平常求神拜佛之余,还耕种庙前庙后的土地,以及制作腐竹来维持。

梧桐仙洞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因为深得当地民众支持。入伙之日,田邵邨有诗纪云:“梧桐仙洞立仙乡,客至吹箫引凤凰。我辈称为香火庙,同人唤作祖先堂。群真大会裁新句,七圣长留训旧章。总理捐赀来护助,瑶池殿上报亲娘。”通过这些诗句,可以发现其很着重惠及当地乡民的利益,吸引他们参与其中,从而与他们相处亲如一家

关于此事,田邵邨记述道:“我等仙洞履历,既蒙黎围郑氏,合族绅耆老幼,立契永远送出。我等方得建造梧桐仙洞庙场……安奉七圣帝君,设立长生禄位,远近驰名,绅商共晓。其春秋二祭,宛若百姓之祠堂,其朝夕参神,如同万民之香火。”这种设立长生禄位供应居民供奉先人的道堂经营方式,符合中国人慎终追远的传统,当时属开风气之先。随后,田邵邨更结合其在香港的弘道经验,将善业的经营列作发展重点,主动在新安县的深圳墟设立梧桐仙洞善堂分支。深圳墟南接香港的新界、九龙,东临惠州,北连东莞、广州,是当时新安县最为繁华的一个镇。

他之所以将梧桐仙洞的善堂分支设在深圳墟场,乃是因为该墟场人烟更为稠密。这所设在深圳墟的分支,看来是所主要起慈善作用的机构,弘教则寓于教化之中。田邵邨的打算是从小做起,先做诸如行医赠药,施茶客旅,印赠善书等琐事,推动宣讲圣谕、善书,敬惜字纸,放生戒杀等。然后积累力量,扩大善业,发展拾尸施棺、赈饥送暖,乃至于设立安老院、公共义祠等规模更为庞大的慈善事业。其发展目标是追赶当时香港、广东省内和省外的知名慈善机构。

这样一直发展到1949年后。时局变幻,形势急转直下。接着,有人前来拆卸建筑材料,然后整个梧桐仙洞全部被毁坏。尼姑出走,庙祝公陈来回观澜。到1964年的时候,仙洞完全荒芜,房倒屋塌,杂草没顶。1962-1968年,宝安县林场、宝安县社会主义劳动大学利用梧桐仙洞的旧址,重建起庙堂前左右两排平房,西侧属林场,东侧属劳动大学。文革结束后,这里再次荒废。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这里被佛教僧人看中,在此建设寺庙,也就是现在的弘法寺。1985年7月,该处开始重建宗教场所,至1986年8月,中轴线上大雄宝殿及两侧钟楼、鼓楼、法堂和藏经楼工程全部竣工,寺庙初具规模。弘法寺建筑采用仿宋风格,呈宫廷四合院布局,中轴线上从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楼、方丈室,采用四进式;两厢有钟鼓二楼,观音、地藏、伽蓝、祖师、卧佛殿及禅堂、讲堂、斋堂、僧寮作对称,并封闭以围墙。1990年8月,由中国佛教协会直接领导,由僧人管理和续建。寺庙名字采用正果法师的建议,取为现名。寺名牌匾由赵朴初题写。而“大雄宝殿”四字则由时任广东省省长叶选平题写。1992年6月18日(农历五月十八日),弘法寺举行佛像开光及方丈升座典礼。第一任方丈为释本焕法师。

由于地处改革开放前沿阵地——深圳,毗邻港澳,面向东南亚,因此,弘法寺从创建之初就被寄予厚望:希望把弘法寺建成为中国一流的佛教文化寺院,体现政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重要窗口,并使之成为同海外佛教界联谊的纽带。

在刘彭龄、庄凤笙合著诗集《雕龙诗集》封面扉页中,赫然写着“版藏梧桐仙洞”字样。这说明,当时刘彭龄把自己和妻子合著诗集的“刻版”藏在了“梧桐仙洞”,即现在弘法寺的前身。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刘彭龄与“梧桐仙洞”及其主人的关系极其密切,所以才会这么做。可惜后来因为时局变化,世事沧桑,随着“梧桐仙洞”的被毁弃,藏在此处的刘彭龄、庄凤笙夫妇合著诗集的刻版也随之不知所踪。

第三节 桐山诗社的成员

桐山诗社,据说是刘彭龄“首倡”。大概是因为当时刘彭龄在新安县乃至省港地区文名较著,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被推为首。不过,实质上肯定也离不开梧桐仙洞的主人、香港先天道的创始人田邵邨,以及香港著名文化人胡翼南等人的大力推动。

在刘彭龄、庄凤笙合著的《雕龙诗集》中,其文友邓子谦为之题词,在该题词中有一个“注释”提到:“桐山诗社,先生(注:即刘彭龄)首为之唱。”可见,当时的“桐山诗社”,是刘彭龄“首为之唱”,即是由刘彭龄带头倡立的。

历史上,“桐山诗社”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组织?其组织架构是否严密?具体成员有哪些人?各自是怎么分工的?因为缺乏相关资料,所以现在已经很难作翔实的考据了。只知道这是一个民间以诗文为纽带结成的社团。

至于说到具体成员,现在的人,只能依据刘彭龄、胡翼南、田邵邨等人流传下来的诗文集里面的相关内容,大致地罗列其中提到的相关名字。因此,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列举的成员并不是桐山诗社的全部成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肯定还有人被漏掉了。

首先,据胡翼南为田邵邨编著的《梧桐山集》第二集所写的序言中提到:“……以桐山之道长作金谷之主人,本文阵之雄师,为骚坛之领袖,一人首唱,群彦争鸣,东方则有刘彭龄、庄慕韺、刘少骧、郑五云、刘梅山、邓子谦、黄蔚青;西方则有陈执中、李绍魁、叶竹溪、刘止端、叶瑶階、刘世模、刘彤階、陈善超,诸子凡十有余人,大雅扶轮,升堂接踵。而凤笙女史以庄氏之名姝,亦得与分一席……”这里面点到名字的就有十五人,加上胡翼南和田邵邨则有十七人。这些人应该全部都被视之为是桐山诗社的成员。

其次,在刘彭龄夫妇的《雕龙诗集》诗集扉页中,这样写道:“逍遥遊客香江翼南胡礼垣先生鉴定;羲皇上人花县乐则王运焕先生编次;梧桐山人清远邵邨田浦源先生校正;息蓬居士东莞叶梦松石朋氏校阅;济川居士叶溥霖帡甫楫修氏;水簾山人邓君益子谦恒修氏仝辑印;东莞钵孟山人李肇焘小鄴氏。”从这里的记述来看,参与此书编印的至少有七人。这些人扣除与上面重复的人,则有王运焕、叶梦松、叶溥霖、李肇焘等四人。这四人也应该被视之为是桐山诗社的成员。

此外,还有在《胡翼南先生全集》中所点评到的一些人员,即其“评次韵桐山”中点评到的人员,均应该视之为是“桐山诗集”的成员。这些人扣除上面所提到的人之外,还有一些人。

将上面几条线索所列的人员名单逐一汇总,可以发现,这个“桐山诗社”的规模不小,已知的成员达二十多人。这些成员籍贯来自广东省各地,主要是珠三角及周边地区。诗社成员以梧桐山洞为活动基地,以诗文相交。三三两两,偶尔聚聚,吟诗作对,互相唱和,不亦乐乎。

第四节 诗社人员的作品

桐山诗社成员的作品,每位重要人物限取一两首:

《老拙王运焕志喜》(梧桐山集二集)

作者:王运焕

光绪癸卯之岁,有清邑田先生,别字邵邨者,在新安开辟梧桐仙洞,创立庙宇,为安神讲道之所。至甲辰冬月,吾同邵邨先生来游仙洞,时庙貌维新,且布置大雅,又地方僻静,远隔嚣尘。予见而乐之,不揣固陋,先动笔咏诗三章呈政,即用以贺屋成。


 

梧桐仙洞凤来栖,阿阁巢成得意时。结构高华兼大雅,天工人力两相宜。

一山特起万山中,万象包涵一洞空。我有天缘游此地,同沾法雨沐春风。

梧桐名久著新安,凤阁龙楼实壮观。庙宇落成山有主,天宽地阔任盘桓。


 

田邵邨和原韵三首

作者:田邵邨


 

高咏梧桐凤所栖,盛称人杰地灵时。好将大道传今日,未晓先生意合宜。

原来大道在身中,南北东西四处空。此日何因游此地,仙槎送来一帆风。

移来小洞寄新安,道一风同眼共观。如欲再穷千里远,直登山顶勿盘桓。


 

第五节 诗社人员的互相唱和

自古文人之间,尤其是旧时的文人,互相诗文唱和乃是常态,刘彭龄与其文友对此自然也不例外。根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刘彭龄夫妇经常与文友们往来唱和,互相和诗赋对,以及点评对方的诗文,并互请圈内人帮自己出版的诗文集作序或题词。

比如,香港著名文人胡翼南,其为刘彭龄、庄凤笙夫妇民国四年(1915年)刊印的《雕龙诗集》作序,该序当时还刊发于香港的《华字日报》中。然后,待胡翼南民国五年(1916年)刊印自己的个人文集时,又专门叫刘彭龄为其写序。他们都是“桐山诗社”的核心成员。诗社成员之间,关系较为密切。

在刘彭龄、庄凤笙合著的《雕龙诗集》内,有一篇文章署名为“水簾山人子谦氏”,即刘彭龄的诗社文友邓子谦,其又名邓君益。其在该诗集中《题词》:“千古兴亡自有因,登台凭吊独伤神。雄图霸业今何在?士气民权日渐伸。专制江山应改旧,共和日月喜翻新。雕龙莫笑非灵物,放出文光足炫人。函关一过振宗风,望气何期识紫东。名世文章流泗水,出群词赋著梧桐。图探百美醒春梦,道錬三花悟性空。身化菩提千万树,却从色界度英雄。”这里面,开头四句写的是《雕龙诗集》内诗文的大意;第二个四句是夸赞《雕龙诗集》的作用和文采、见识等;第三个四句是夸赞刘彭龄;第四个四句是夸赞庄凤笙。

同时,邓子谦在为此《题词》的注释之中还写道:“桐山诗社,先生首为之唱。所作诗词歌赋赞,篇篇高雅,足为山林增彩。”可见,其对刘彭龄的诗文评价非常高。这里面固然不乏文人朋友之间的互相过度溢美之词,但是想来其中也有不少是其出于内心的钦佩。

此外,据邓子谦在《题词》注释中所说,刘彭龄的另一位文友叶帡甫,曾经赋诗称赞刘彭龄,其中有“作史肯输牛马走,题诗压倒凤凰台。”的诗句。可见,这位号“济川居士”,又名叶溥霖的诗社文友,对刘彭龄的诗文评价也非常高。

而刘彭龄在为文友们的诗文集写序,或者是提到文友之时,也是称颂有加。例如其在为《胡翼南先生全集》所撰写的序言中,就称赞胡翼南:“然则是世终无全物乎?终无全人乎?曰:又不尽然也。有之则在鸟为鸡;在花为莲;在人则古为苏东坡,今为胡君翼南。胡君者,吾粤博学士也,中西书籍靡不毕览,即释氏书也尝读数千卷,壮年游历足迹几遍五洲,及归,心慕大同之风,而有志未逮,遂思以著述训世,无论诗词、经济、性理,莫不迎刃而解,若决江河。以是知天之生全才,诚非偶然也。”

可见,刘彭龄对胡翼南也是非常推许,将他比诸当世苏东坡,认为胡翼南是一位“全才”,乃“吾粤博学士也”。认为他博览群书,不仅读遍海内外的书,连佛教的书都阅读了几千卷,并且曾游历世界五大洲,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形成自己的文风,对“诗词、经济、性理(即思想)”均有真知灼见。

由此看来,刘彭龄与胡翼南俩人,倒真是相见恨晚,彼此都很钦佩对方,诗文唱和之间,有种文人志士之间的惺惺相惜之情。

第七章 出版诗集作品

第一节 雕龙诗集

民国四年(1915年),《雕龙诗集》由维新印务馆承印出版。这是一本刘彭龄与其亡妻庄凤笙合著的个人诗集,也是其现存的代表作。可以看出,刘彭龄非常喜欢“雕龙”二字,所以才会将自己的得意之作取名为《雕龙诗集》,并且还自号“雕龙子”。同时,估计其也比较自负。因为,“雕龙”比喻善于修饰文辞或刻意雕琢文字。《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雕龙诗集》分为刘彭龄作品集《雕龙诗集怀古》和其妻庄凤笙作品集《雕龙诗集百美图》。

刘彭龄究竟在《雕龙诗集怀古》中写了什么诗?下面选录几首:

姑苏台

吴地记曰:吴王阖闾十一年,起台于姑苏,因山为名,西向去国三十五里,春夏游焉。后夫差复高而饰之,越伐吴,遂见焚。太史公云:余登姑苏,望五湖,五湖去此台二十五里。越绝书,吴王夫差破越,越进西施请退军。吴王筑姑苏台,五年乃成,高二百丈。

携李舆尸恨未休,群惊虎子气吞牛。西施进后庭人撤,竞忘邻邦杀父雠。

浣纱朝访若耶滩,暮进吴宫贱绮纨。颦蹙岂因心病苦,报恩报怨两边难。

齐桓事事托贤臣,内宠无伤定霸身。若使子胥专国政,何妨多蓄捧人心。

私通生子说西施,片地今犹号语兒。若使终身吴未沼,险教长恨赋鸱夷。

何堪报越丧吴王,不病依然心亦伤。郑旦只应知妒宠,颦眉那肯替夷光。

祸水人人唾诲淫,我云吴主自甘心。如何少伯携尤物,浮海犹能至万金。

云散风流几度春,屧廊珠幌逐芳尘。年年吴地生香草,不见当时采径人。

仆本恨人怀恨事,偶游吴地不胜情。乍闻绣阁拖香屐,犹讶当年响屧声。

失计虽因不纳忠,称孤到死亦英雄。长城安乐应知愧,亡国惟君却甬东。

把酒临风有所思,百年世事一枰棋。吴亡越霸今何在,惟有青山似旧时。

阿房宫

史记秦本纪,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三辅旧事曰:阿房宫东西三里,南北五百步,庭中可受十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置铜人二十于宫前。杜牧阿房宫赋,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

歌台舞殿忽平原,三户亡秦夙种根。今日登临倍惆怅,可怜焦土已无存。

收铁阮儒虑患深,祖龙才死霸图沉。可怜轵道归降日,犹是骊山万世心。

蓬岛高人将世避,桃园隐士把家移。何心黄石偏多事,杖履优悠出下邳。

百二河山国正开,既遭轲剑又良椎。函关未举皆雠我,争奈秦人不自哀。

青宫远去为阮儒,祸种亡秦竞在胡。若使先时殂博浪,监军何至丧扶苏。

竞将一炬报咸阳,应悔精英聚六王。偏是重瞳知古训,不留峻宇与雕墙。

媵嫱妃嫔尽娇姿,烈火无情总可悲。却怪项王心太忍,只留双泪对虞姬。

暴秦万世果难摧,黔首于今亦被灾。一炬功成咸受赐,伊谁浪说后人哀。

沛公马上把书轻,项羽学书且不成。偏是灭秦归若辈,焚书翻笑太经营。

一代繁华事已更,骊山空峙渭空荥。无情最是林间鸟,犹作朝歌暮管声。

越王台

一统志,勾践登眺之所,曰越王台,在会稽稷山,又福建邵武府亦有越王台,汉闽越王无诸游猎之所,又番禺县西越王山上有台,赵佗所筑,兹所咏为赵佗之台。

被书作尉藉任嚣,赐玺称王渺汉高。若使存亡无吊问,致书皇帝意徒劳。

帝号区区任去留,抚吾则后虐吾雠。三齐梁赵皆南面,一着轮君得自由。

负山险阻据番禺,往返频烦陆大夫。却笑汉家皇帝贵,此名只为老夫娱。

南海舆图久属秦,尉佗事汉反非真。一家无术联胡越,卧侧姑容鼾睡人。

雄兼百邑事西京,不背先人信有情。若使高皇知此意,应惭分我一杯羹。

隆虑望岭把军收,黄屋居然与汉侔。假使两雄怀并立,陆生空作致书邮。

魋头箕踞镇南中,何渠臣佗让沛公。闽骆畏威梁赵反,好将两帝较雌雄。

阻关不许汉兵来,万里封疆势壮哉。近日雄风犹在否,伤心懒上越王台。

风闻坟削叛无难,修冢称臣心亦安。同是蛮夷为大长,愧他鸣镝射头曼。

物换星移几度秋,蛮烟蜒雨日沉浮,英雄割据今何在,荡荡珠江空自流。


 

从刘彭龄的诗句中可知,他本人曾到过这些地方,前去凭吊过。例如:《姑苏台》中的“仆本恨人怀恨事,偶游吴地不胜情。乍闻绣阁拖香屐,犹讶当年响屧声。”《阿房宫》中的“今日登临倍惆怅,可怜焦土已无存。”《越王台》中的“近日雄风犹在否,伤心懒上越王台。风闻坟削叛无难,修冢称臣心亦安。”《阿房宫》中的“暴秦万世果难摧,黔首于今亦被灾。一炬功成咸受赐,伊谁浪说后人哀。沛公马上把书轻,项羽学书且不成。偏是灭秦归若辈,焚书翻笑太经营。”

这些诗是他的感怀,有感而发,夹叙夹议,都有他自己的观点。例如:《姑苏台》中的“若使子胥专国政,何妨多蓄捧人心。”“祸水人人唾诲淫,我云吴主自甘心。如何少伯携尤物,浮海犹能至万金。”《越王台》中的“南海舆图久属秦,尉佗事汉反非真。一家无术联胡越,卧侧姑容鼾睡人。雄兼百邑事西京,不背先人信有情。若使高皇知此意,应惭分我一杯羹。”“同是蛮夷为大长,愧他鸣镝射头曼。”

显然,这些诗并非一般的游历诗,更非无病呻吟,而是打上了很强的作者个人烙印。作者在借游历感怀,抒发自己对世事和王朝兴亡的见解。

几乎在每一首诗的末尾,作者都要感叹“时间可以改变一切,再大的事也经不起时间的冲刷”,颇有种“今夕何夕”的味道。例如:《姑苏台》的“把酒临风有所思,百年世事一枰棋。吴亡越霸今何在,惟有青山似旧时。”《阿房宫》的“一代繁华事已更,骊山空峙渭空荥。无情最是林间鸟,犹作朝歌暮管声。”《越王台》的“物换星移几度秋,蛮烟蜒雨日沉浮,英雄割据今何在,荡荡珠江空自流。”

第二节 百美图咏

如前所述,庄凤笙的才名普获认同。那她的诗作到底怎么样呢?1915年,刘彭龄为了纪念爱妻,特地收集她的遗作刊印《雕龙诗集百美图》,与其自己的《雕龙诗集怀古》合为《雕龙诗集》。

庄凤笙的《雕龙诗集百美图》究竟写了些什么诗?下面选录几首:

第一首《织女》:“聘钱二万误鸾侍,夜夜机丝恨未休。若使有桥非驾鹊,终教无路会牵牛。彩花星酒千家巧,玉露金风几度秋。七宝枕归何处去,天阶卧看正勾留。”第二首《嫦娥》:“广寒宫里绝凡尘,王母栽培夙有因。谁笑大丹非不死,应知明月是前身。青天碧海心期旧,玉宇琼楼眼界新。遗恨绵绵何日了,团圆空自照他人。”第三首《巫山神女》:“情结巫山未化烟,褰帱请御见余妍。大王风快阳台馆,帝子魂离色界天。枕席有形皆梦幻,雨云无迹便神仙。高唐一观空遗恨,玮态环姿巳惘然。”其咏“王昭君”的诗:“衮衮诸臣怕尽忠,翻教粉黛去和戎。不因青冢留胡地,空使红颜没汉宫。图画难观真面目,琵琶哪识苦情衷。文姬他日终还国,地下应伤命不同。”每一首诗的后面,都附有详细的注释。在《雕龙诗集百美图》中,庄凤笙通过咏叹这些历史美人的遭遇,表达其个人对历史时势的一些看法和思考。

外界是怎么评价庄凤笙这些诗作的呢?首先来看看同时代其他文友的相关记载,听听他们怎么评价庄凤笙的诗作。

据《胡翼南先生全集》记载,庄凤笙写的《雕龙诗集百美图》,以诗文的方式咏叹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一百位知名美人。这些美人,有些是上古传说人物,如娥皇女英等;有些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如武则天、西施、杨贵妃等;有些则只是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如织女、洛神、巫山神女等;还有的是戏剧小说中的人物,例如崔莺莺等。

这百位美人,究竟是历史上的哪些人呢?据胡翼南所列的名单,可知悉庄凤笙的《雕龙诗集百美图》具体咏叹了这一百位历史上的美人:织女、嫦娥、巫山神女、洛神、弄玉、天台仙子、萼绿华、叶小鸾、云英、隨清娱、琴操、王朝云、王昭君、虢国夫人、卫庄姜、卓文君、李夫人、西施、甘后、张丽华、吴绛仙、杨贵妃、楚莲香、粉儿、曹大家、蔡文姬、黄崇嘏、谢道韫、卫夫人、薛涛、袁大捨、上官昭容、苏蕙、管夫人、任氏、程一宁、花蕋夫人、张红红、雪儿、宠姐、董双成、樊素小蛮、赵飞燕、木兰、秦良玉、荆十三娘、关盼盼、二乔、孙夫人、梁夫人、瑩娘、夏姬、丽娟、寿阳公主、潘妃、窅娘、邓夫人、徐月英、孙寿、贾午、赵合德、山阴公主、崔莺莺、秦若兰、武后、陈皇后、梅妃、褒姒、王戎妇、李勢女、宣华夫人、邢夫人、班倢伃、娥皇女英、飞鸾轻凤、红拂、竇后、韩翠萍、红绡、阴后、潘夫人、钩弋夫人、戈小娥、薛夜来、桃叶桃娘、苏小小、乐昌公主、袁宝儿、开元宫人、紫云、柳氏、贾爱卿、朱淑真、虞姬、孟才人、冯小憐、绿珠、浔阳妓、琵琶、息夫人、莫琼树、张丽嫔、凝香儿、懿德后、羊后、秦国夫人、薛瑶英、刘采春、卢媚儿。胡翼南对此进行了逐个点评,以及注释,让读者知悉庄凤笙诗文咏叹的具体是历史上的哪位美人。

“按:古来美人非可限以百,而世之咏百美者,选择亦微有不同,以上题解仅取《雕龙诗集》所列之名,略照序文次第而先后之耳。吾粤颜鉴堂,乾嘉时,有《百美新咏》之刻,冠以五十律,每句系其一人,列宫闱于前,臣庶于后;列色艺才学者于前,淫乱流离者于后。贞淫贤否之中,微寓抑扬褒贬之意,终以神由之虚渺作结,亦志在劝惩也。”胡翼南在逐个点评完庄凤笙的《雕龙诗集百美图》之后,还加上了上述这段按语。

此外,胡翼南在为《雕龙诗集》所作的序言中曾提到:“而其咏美诸编,则远结古欢,工为才语,拾芳于彤管,五际宏开,散烟墨于香奁,八风并奏,上稽瓠史,因鼓舞而出以铿锵,旁达稗官,爱名花而及其香草,惟心波之湛汉,乃岳之干宵,疑是妆成,乍来镜里,恍闻珮响,如隔帘闻,之子修容,干卿何事,庭人相惜,舍我其谁,意蕊天飞,长愿佳人再得,葩华云布,能教逝者重生,妙手白描,隐隐呼之欲活,音尘若接,姗姗怪来其迟,六管扬风,三英耀彩,丽句掩明珠之色,流景纡云,霜天闻清角之声,歌离吊梦,题来黄绢,都成画里青词,谱出鸟丝,代寄河东红泪,是又哀其窈窕,曲致缠绵,万古蛾眉一齐膜拜者矣。合而观之,是编也风云进取,咳唾足征庚亮之才,根本深谋,叶纳亦见桓冲之智,嗤罗虬之癖嗜,独比红儿,陋王建之幽情,徒知宫女,骑西第将军之马,何以加兹,夺东方学士之袍,问当谁属?后来居上,应云压倒前人,作者鸣谦,尚恐詅痴问世,说者谓立言之善,必按乎时,利导之宜,惟因乎势。”

在《雕龙诗集百美图》的扉页上,叶帡甫率先为《雕龙诗集百美图》“题词”,他写道《题赠庄凤笙女史》:“小妹才高嫁少游,闺房幸福几生修。帐薰兰蕙法香妙,诗写梧桐山景幽。深致雅人超道韫,南华秋水嗣庄周。茂陵纳妾浑闲事,肯效文君咏白头。”

邓子谦等文友还送上了点评,其《读雕龙集百美图诗挽庄凤笙女史》写道:“制就云裳妙入神,争传词旨簇生新。妆成挥手河东去,愁煞牛郎住世尘。玉笙吹罢诏书催,跨凰升天去不回。我向秦楼寻韵事,可怜空见月徘徊。”里面有如下小字注释:“乙卯之秋,升天省亲,未审何时得返,作者至此,为之一哭。”“未识刘君读之哭否,阅者读此亦有叹息,泣数行下,与鄙同情否。”从这里可以看出,庄凤笙是于“乙卯之秋”,也就是1915年秋天去世的。

曾灼荣也“次子谦氏原韵”,写了一首题为《挽庄凤笙女史》的诗:“云章读罢黯伤神,恨海茫茫百感新。班氏有才天亦妒,词工咏史缅音尘。歌声忍听鼓盆催,凤去楼空怅不回。百美图披增歏息,闻箫引领望低徊。”可见,文友们对庄凤笙的诗作评价非常高。

第三节 梧桐山集

刘彭龄、庄凤笙夫妇,俩人除了合著这本《雕龙诗集》之外,他们的作品还都收入了由田邵邨编著的《梧桐山集》之中。这本诗集分为《梧桐山集》初集、二集、三集、四集,是围绕在“梧桐仙洞(即弘法寺的前身)”的一帮深圳、香港及广东省其他地方的文人墨客们,诗文往来唱和的汇编。

在《梧桐山集》四集之中,《梧桐山初集》分为忠、孝、廉、节四本;《梧峒山二集》分为道、德、文、章四本;《梧峒山三集》分为经、史、子、集四本;《梧峒山四集》分为温、厚、和、平四本。

这四集《梧桐山集》主要收录了田邵邨本人的作品,包括其弘道文章和诗文,又收录其朋辈、弟子的相关作品,还收入一些仙圣或前辈道长的简介、乩文、诗歌等。田邵邨将一些前辈道长的弘道文章收入,等于为先天道保留了早期的弘道文献。此外,田邵邨与朋辈的诗文唱和也占据了《梧桐山集》的不少篇幅。

田邵邨为了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必须进一步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交往。在梧桐仙洞道场的建设过程中,田邵邨以文弘道的特点被发扬光大,梧桐仙洞的主要文献就见于田邵邨收录的四集《梧桐山集》。

该诗集收入了许多田邵邨文友的诗文作品。这一方面反映了田邵邨以传统文人雅聚的形式,使对先天道友好的社会力量定期聚集,从而发挥影响。同时也反映了田邵邨对这些人物的重视,特别是将他们的诗作收入《梧桐山集》中刊印。此外,正是因为文集中收有他们的作品,使这些人物会将书珍存细阅甚至传播。如此一来,田邵邨及其前辈道长的弘道文章自然就会有读者,从而起到弘道的效果。

据胡翼南给《梧桐山集》二集所作的序言中提到:“……以桐山之道长作金谷之主人,本文阵之雄师,为骚坛之领袖,一人首唱,群彦争鸣,东方则有刘彭龄、庄慕韺、刘少骧、郑五云、刘梅山、邓子谦、黄蔚青;西方则有陈执中、李绍魁、叶竹溪、刘止端、叶瑶階、刘世模、刘彤階、陈善超,诸子凡十有余人,大雅扶轮,升堂接踵。而凤笙女史以庄氏之名姝,亦得与分一席。既援儒而入墨,乃因集以徵诗,如会葵邱执玉帛而偕来列国,疑降王母奏云璈而广集群仙,孔翠同翔夔牙,竞奏笔歌墨舞,聚一时吐凰之才,银湧金鸣,铸百斛龙文之鼎……”

胡翼南上面提到的这些人,都是当时活跃在新安县(宝安县)和香港文坛的名家。在行文之中,胡翼南着重提到刘彭龄和庄凤笙夫妇,可见在胡翼南眼中,刘彭龄、庄凤笙夫妇俩人的作品在《梧桐山集》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分量。

《梧桐山集》记录了清末民初深圳的不少史事,在深圳历史上占有不小的份量。这本诗文集对于研究当时的梧桐山、深港地区的文化、深港地区的宗教、深港地区的风土人情等,均有较高的价值。近年来,在许多写关于“梧桐山”或“弘法寺”的文章中,往往会提到这本书。

第四节 深圳罕见的近代个人诗集

跟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因为水火等天灾,以及战乱、破四旧等人祸,一百年下来,宝安县能够留存下来的历史文献资料并不多,大部分都被毁弃了。

尤其是宝安县(即后来的深圳经济特区),因为后来又经历了二十多年的“逃港潮”和三十多年狂飙突进的改革开放,所以更是致使许多有价值的东西连“骨头渣”都没了。

另一方面,因为清末民初的时候,宝安县的文教水平,相对于江浙地区,甚或相对于珠三角的南番顺地区, 以及粤东的潮梅等发达地区,确实比较一般,在广东省也仅处于中等偏上的水平。因此,当时新安县(宝安县)文化水平能够达到出版个人诗集或文集的人并不多。

此外,出版一本个人诗文集还涉及到费用问题,旧时刊印发行书籍的费用不菲。因此,假如作者的家境不好,或者不是位高权重,没有较广的交际圈子,筹集不到足够款项的话,作品很难刊印发行。

综合上面种种原因,导致深圳地区目前能够保存下来的历史文献并不多。单就目前已经发现的情况来看,深圳市能够留存下来,一百年以上的个人诗文集,是十分罕见的。过往比较少听说深圳有其他人的类似诗文集传世。

因此,刘彭龄、庄凤笙夫妇合著的《雕龙诗集》是深圳地区目前所罕见的本土近代个人诗集,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深圳历史的空白。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彭龄、庄凤笙这本个人诗集,值得大书特书。

自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在特区经济发展日新月异的同时,与之相伴随的却是国内外不少人质疑深圳的文化建设,并讥讽深圳是“文化沙漠”,谓之在改革开放前是一个文化荒芜的“小渔村”。事实上,深圳在改革开放前并非一无是处,更不是蛮荒之地。在这片土地上,千百年来也陆续涌现出不少人物,其中就包括知名的文化人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刘彭龄、庄凤笙夫妇合著的这本诗集,乃是有力的证据之一。至少证明了百年前,深圳地区有一批文化人,在吟诗作对的同时,也积极关注和参与时事。

从诗文集的具体内容来看,刘彭龄、庄凤笙合著的这本诗集收入的诗文并非无病呻吟之作,也非风花雪月抒发儿女私情,而是夹叙夹议,探讨王朝兴衰,体现了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一面。因此,这本诗文集对于研究当时深港地区的文人思想和文化潮流,均具有一定的价值。此外,因为胡翼南、田邵邨等香港知名文化人参与了此书的编辑,所以《雕龙诗集》对于研究当时深港地区文人之间的交流互动也具有一定的价值。

总的来说,这本诗集的版式、刻板、印刷,以及里面的内容,均透露出不少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值得现在的人去深入研究。

第八章 结交省港名家

第一节 多人参与诗集的出版

现在看来,刘彭龄、庄凤笙夫妇应该都是喜欢广交朋友的人,平时待人以诚,与人为善,所以在深港地区结交了许多文化界的朋友。因此,在出版《雕龙诗集》的过程中,有许多文友参与其中。

“逍遥遊客香江翼南胡礼垣先生鉴定;羲皇上人花县乐则王运焕先生编次;梧桐山人清远邵邨田浦源先生校正;息蓬居士东莞叶梦松石朋氏校阅;济川居士叶溥霖帡甫楫修氏;水簾山人邓君益子谦恒修氏仝辑印;东莞钵孟山人李肇焘小鄴氏。”从书中扉页的记述来看,参与此书编印的文化人至少有七位。这些人有的帮其“鉴定”和“写序”;有的帮其“题词”;还有的帮其“编次”“校正”“校阅”和“辑印”等。可以想见,这都是刘彭龄夫妇的一帮铁杆文友,所以倾力帮他们完成出版个人诗集的意愿。

从上述人员的具体情况来看,这些人有香港人,也有东莞人、清远人和花县(都)人,以及来自珠三角及周边区域的文化名人。他们都与刘彭龄、庄凤笙夫妇有交往,并乐意为夫妇俩人合著的《雕龙诗集》“背书”。

笔者查了一下,发现这些人并不简单,许多人都颇有文名,是当时深港莞等地较为有名的文化人。而刘彭龄、庄凤笙夫妇能够与他们结交,并且获得他们的认同,显然也是有真本事的,并非浪得虚名。否则的话,就无法和他们混在一起,并获得他们的支持。

有意思的是,这些文人都各自有一个绰号,且都取得比较响亮耐读,一点也不比今天人们取的网名差。比如“逍遥遊客”“羲皇上人”“梧桐山人”“息蓬居士”“济川居士”“水簾山人”“钵孟山人”等,而刘彭龄自己则号“紫东居士”。从这些绰号来看,他们似乎都是佛道两教的信徒。

在邓子谦为《雕龙诗集》一书的题词中,其注释里提到,济川居士叶帡甫曾经赋诗赞颂刘彭龄,其中有“作史肯输牛马走,题诗压倒凤凰台。”的诗句,以此来称赞刘彭龄的憨厚与文才。

而邓子谦自己在题词中也写下这样的诗句:“雕龙莫笑非灵物,放出文光足炫人。函关一过振宗风,望气何期识紫东。名世文章流泗水,出群词赋著梧桐。”尽管题词人身为诗集作者的朋友,在题词的时候难免会有溢美之词,但是以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赋诗夸赞来看,至少刘彭龄在他这些文友圈内,为人和文才还是颇获伙伴们认同的。

除了胡翼南、田邵邨之外,目前还无法查悉上述其他人当时是在深圳还是香港居住,或是在深港以外的其他地区居住。假如是前者,那他们参与刘彭龄个人诗集的编撰还算正常,因为路途不算远;假如是后者,例如是在广州,或清远、花县(都)等地的话,那就属比较有心的了。因为路途有点远,以当时的交通和通讯条件来看,不是太方便。

可以说,刘彭龄、庄凤笙夫妇合著的这本《雕龙诗集》能够顺利刊印发行,与这些文友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付出,才能够把这本诗集出好。

第二节 与香港文化名人胡冀南的交往

看到这里,有些读者朋友可能会好奇,问:“上面老是提到的‘胡翼南’,他究竟是什么人来的?”

下面来详细介绍一下他:胡翼南,本名胡礼垣,生于1847年,1916年逝世。他字荣懋,号翼南,晚年号逍遥游客,是广东省佛山市三水区乐平镇三江人,著有《胡翼南先生全集》。他出身于买办商人家庭,1847年出生于香港。少年习四书五经与八股试贴,曾多次回粤应试不第,遂弃举业,改研经史及西学。清朝同治年间进香港皇仁书院求学,致力于研究西方各国的政治和文化,对西方各国政治和文化研究颇有心得。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曾创办《粤报》,后又译《英例全书》为中文。

清朝光绪四年(1878)、六年(1880),清廷钦差大臣郑藻如、陈兰彬等先后出使美洲,欲聘胡翼南随往襄赞,均不就。清朝光绪五年(1879年)胡翼南任香港《循环日报》译员。后受某英商特邀,至南洋北般鸟地(英属北婆罗洲,今北加里曼丹)开辟商埠。他规划城市布局,披荆创业,数年时间使北般鸟地成为繁荣的沿海城市。

从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年)开始,至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胡翼南与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合撰发表宣传民权、自由、平等的变法论文,共有《曾论书后》《新政议论》《康说书后》《新政安衡》《劝学篇书后》《新政变通》等7篇政论性文章,大部分由他执笔,后与总序二篇汇编为《新政真诠》出版。胡翼南的基本思想是要求设议院,希望中国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能够保护华裔在国外的经济利益。主要政策措施为变法图强,保护侨民经济利益,要求设议院、民选议员,反对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主张发展私人工商业等。胡翼南被誉为清末民初岭南三大思想家之一。

胡翼南平生与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过往甚密,先后合撰鼓吹“新政”的政论文章7篇,后汇集为《新政真诠》一书。他们运用自己所掌握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和洋务派进行辩论,对中国改革维新提出一整套理论和实施的方针。

清朝光绪二十年(1894年),胡翼南往游日本,适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使馆人员撤退回国,中国留日商民推举他为代理神户领事。他在任内竭力维护侨民正当利益,为侨民所信赖。甲午战争结束后,胡翼南返回香港,为香港文学会译员。3年后退休,闭门著作。

辛亥革命之后,胡翼南致书孙中山,表示拥护民国,并呈上有关新政之作。当时胡翼南曾致函孙中山,提出了“销兵弭战”“广营工商”,促进“大同郅治”等建议。孙中山抽空给其回函,嘉许其“崇论宏议,钦服无已,来教主张大同,尤见婆心济世”。

晚年的时候,胡翼南潜心研究哲学、宗教、佛学,专著有《犁园娱老集》《宗教略义》《翼南诗集辑览》《翼南书礼》《翼南文集汇钞》,后人汇编为《胡翼南先生全集》出版。

民国三年(1914年)农历四月,广东省新会县陆廷昌灼文氏为胡翼南著的《作如是观》作的序中提到:“……民国肇造以来士大夫之谨身自爱者寥寥难见,大多奢侈也;圆滑也;侥幸也;躁进也;权诈也,甚至帷簿不修,簠簋不饰,则国务院某总理以私一德妇弃职逃官矣;国使署某参赞以姘一法妇出妻屏子矣;某营长则对小脚红鞋而饮弹;某律师则睹金鞍白马而亡,身此无他,财色二事未之化焉耳。逍遥先生(即胡翼南)常借题写意,大放厥词,为《雕龙诗集》序,登《华字日报》中。予爱其沉博绝丽,史笔纷披,道味悦心,醍醐灌顶。视屈原之怀宗国;庾信之哀江南;靖节之赋閒情;徐陵之序新咏;尤为独出冠时,自有千古,爰辑印之。并请先生附入题解等,合为一编,命曰《作如是观》云……”

从陆廷昌上述文字中可见,胡翼南为刘彭龄撰写的《雕龙诗集》序言曾刊登于当时香港的《华字日报》中。据查,《华字日报》是香港开埠初期的中文报章,为《中外新报》之后的香港第二份中文报纸。1871年3月,陈霭庭受聘于《德臣西报》出任副主编,主持附印中文刊物《中外新闻七日报》,1872年4月17日]该报独立发行,初期出每周版三次。当时《华字日报》提供清廷消息、以及粤、港两地及海外的近闻。报上亦载有船舶消息、货价行情、船期、政府宪示及告示等消息,当中包括政府招标通告及种牛痘的通告。早年商人已会在该报刊登正版告示、招股启示及出版资讯。清朝光绪末年,该报增加“广智录”,内容以杂文、中外轶事为主,又有“精华录”,载有“谈丛”、“粤讴”及“歌谣”。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占香港,该报停办。1946年4月及6月虽曾两度复刊,但碍于财困,同年7月1日又告停刊,从此绝迹香港报业。该报如今已经成为研究早年香港历史、晚清局势及辛亥革命的重要材料。

据刘彭龄在为《胡翼南先生全集》所作的序言中提到,他之所以认识胡翼南,是因为田邵邨的缘故。他在文中说道:“余始由田子邵邨先容,乃得识荆。”同时,刘彭龄还表示他与胡翼南很快就结为“忘年交”,胡翼南每出一篇新作均会邮寄给他。因此,他能够比较全面地了解胡翼南的作品。即文中所说:“蒙(胡翼南)许为忘年交,每出一编,必附致书邮送来,因是得窥全豹。”

此外,从刘彭龄提到他与胡翼南是“忘年交”来看,两人的年龄相差会比较大。据估算,刘彭龄大概是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人,与胡翼南的年龄大概相差30岁左右。年龄相差如此悬殊,身为香港名家的胡翼南却非常看重刘彭龄,每出新作均专程邮寄给刘彭龄看。可见,在胡翼南心目中,刘彭龄具有十分重要的分量。由此也可以看出,刘彭龄在文采、见识,以及为人处世等方面均有过人之处。

第三节 与香港道教名人田邵邨的交往

当时在深港文坛上,对刘彭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田邵邨了。这倒不是说在写作技能层面,而是说刘彭龄结交的文人朋友圈子,以及所取得的文坛地位,均离不开田邵邨。据刘彭龄自己说,连前面所提到的胡翼南,也是经田邵邨介绍,他才得以认识。此外,“桐山诗社”的其他文友,许多也是因为田邵邨的关系刘彭龄才得以结交。

那么,这位田邵邨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据1924年田邵邨的弟子陈执中撰写的《梧桐山人行述》记载:田邵邨,字基泰,名浦源,号邵邨,道号昌端,著述号梧桐山人,晚号桃源居士,又号也空,乃广州府清远县田岐山善化乡德和约善庆堡雁门村人氏,生于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农历二月十七日。兄弟三人,田邵邨最幼。“生而颖悟,聪慧绝伦。”十多岁时,以塾师为业。后来十七岁那年,一次到清远石角镇游历,使他开始走入道教。二十一岁领天恩,二十五岁(1886年)时在香港建造小霞仙院。后又与道众在新安县起梧桐仙洞。他编著有《梧桐山集》(初、二、三、四集)、《桃源洞诗联集》,和著有《寿者相集》《道脉总源流》等书。

可见,田邵邨最主要的身份乃是香港先天道的创始人,同时也是深圳梧桐仙洞(即弘法寺前身)的创始人。那这个“先天道”又是一种怎样的宗教组织呢?

先天道是清朝中叶后一个较具规模的民间教派。该教派以无生老母(道光以后改称瑶池金母、无极天尊等)为最高主宰,要求信徒严持三皈五戒,厉行素食和禁欲,一心一意追求重返先天,归家认母。该教派渊源于罗教、大乘教法脉,于清朝康熙年间在江西地区兴起,初名大乘圆顿教、三皇圣祖教、五盘教,自流播贵州后,以青莲教名义,由十二祖袁志谦传至云南、四川、湖北等地,教势一时大盛。清朝道光年间,清廷对青莲教实行清理打击,捕杀流放重要教首,令该教发展一度停滞。及至道光二十三年(1943年),该教尚存教首,借湖北汉阳聚集,扶乩订定新的发展方略,决定了以水祖彭浩然为领导核心的五行十地统治架构,青莲教逐渐改以先天道名义,发展成为全国一大教门。先天道将全国划为十大教区,两广(广东、广西)是其中之一。清朝咸丰十年(1860年),一支属水祖彭浩然系统的湖广道脉由陈复始传入粤境,成藏霞一脉,开枝散叶。先天道在香港是重要的华人信仰,不但首开华人宗教团体从事慈善事业的传统,而且成为香港道教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一直以来,为香港社会作出了不少贡献。先天道之传入香港,据现有资料,最早可追溯到清朝光绪十二年(1896年),田邵邨在九龙大石古建小霞仙院。

作为中国内地较有影响的民间教门,先天道在清末民初开始向香港传播,最初的关键人物就是田邵邨。田氏在香港的开拓历程和采取的策略,包括以文会友,以善弘教等,虽然基本上是先天道弘法传统的沿袭,却开启了本派乃至香港道教各派阐教历史的先河。特别是田氏根据香港移民城市的特点,作出的实践和规划,一直为香港各道派所继承和发扬,并形成了今日香港道教的特色。

在刘彭龄与胡翼南、田邵邨等桐山诗社文友的交往过程中,梧桐仙洞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甚至可以说,假如没有梧桐仙洞,他们未必会结识乃至这么投缘。这里是他们经常聚会见面的场所。

尽管全力经营梧桐仙洞,但是作为事业基础,田邵邨从来没有放弃香港的弘道。1914年,田邵邨在香港新界大埔开辟桃源洞,并于1917年落成,这是56岁的田邵邨为自己营建的退休避世之所。他说:“岁丁巳,复于新安洋界之大埔碗窑地,别筑一洞,颜曰‘桃源’,亦取避秦忘世,不足为外人道之意也。”桃源洞初曾作“梧桐别墅”之称,显见其与梧桐仙洞具有继承关系,其初往来者亦多属梧桐山在港之旧识。

田邵邨在香港、新安弘道的四十多年,正是香港作为一个新兴商埠由成型到蓬勃发展的四十多年。对他这样一个成长于清远宁静山区的读书人来说,面对着这种开天辟地,而且又日新月异,在不断急剧转变的环境,能否适应就已经是一个大问题了,遑论发展。不过,学识丰富且思维敏捷的他,很快就学会在当时的香港生存和发展的方法,即开放的心态和冒险的精神。

田邵邨晚年基本上在桃源洞修真养静,主要精力则集中于著述。1924年出版的《道脉总源流正本》和1925年出版的《道脉总源流辅翼》是田氏的力作。此外,据田邵邨记述,其著作除了四集《梧桐山集》之外,还有《桃源诗联集》(甲乙二本);《桃源祝寿诗》一本;《八贤堂道脉源流》一本;《前汗漫游》、《后汗漫游》共三十种。通观田氏的著作,其一是诗文集,有与诸善友的唱和,也有祝寿诗文。酬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社交形式,但田氏与友人的唱和,许多时候会以教理为主题,故实是以唱和形式将教理进行深化。

至今,田邵邨具体是哪一年去世的,各方研究人员仍未考据出来。不过,有关田邵邨在1930年代以后的活动记载至今未有发现。因此,尽管目前仍未明确他去世的日子,但估计是在1926年以后至1930年之间。

第九章 新式学校校长

第一节 纪劬劳学校

一百年前,平湖建了一座新式学校,它由新潮人士主持,引入了新的办学理念,打破了传统的教学体系,所以甫一面世就倍受新安县乃至广东省内外各方的关注,后来甚至连当时的广东省省长都为之发声。

这所学校就是本书开头提到的纪劬劳学校。它始建于1916年,是由当时平湖籍香港知名人士刘铸伯出资兴建。这是一所民国时期的新型学校,它的出现冲击了当时平湖旧的私塾式教育体系,是平湖地区现代教育的起源。

学校为什么会叫这么一个看起来较为古怪的名字呢?原来,“劬劳”二字是有出处的。“劬劳”指劳苦、苦累的意思,特指父母抚养儿女的劳累。例如:“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念劬劳之恩,星夜前来,以全孝道。”出自《诗经·小雅·蓼莪》。

刘铸伯又名刘金祥、刘鹤龄,生于1866年,深圳平湖人。先后在香港和英国读书,后在香港多个官方、非官方组织中担任要职,成为20世纪初期香港杰出的华人代表。自1911年开始,刘铸伯投资建设平湖新墟,在广九铁路旁建成平湖火车站、念妇贤医院、纪劬劳学校、振兴公司、益民公司、大新织造厂等,改善了宝安、香港、惠阳、东莞等地的经济民生、文化教育状况,受到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广东督军陆荣廷、广东省长朱庆澜和宝安县知事周德馨的褒奖。这是外资进入深圳地区发展近代化事业的开端。1922年,刘铸伯在香港逝世。

清朝同治五年(1866年),刘铸伯出生于平湖墟元屋围。由于父亲突然逝世,母亲伍氏十分珍爱这个刚出生的儿子。她期望他长命百岁,请来有学问的老先生给取名“鹤龄”。为给儿子争取点身份,又起了“金祥”“铸伯”等名号。

旧社会,孤儿寡母生活下去很不容易。1876年,刘铸伯到了读书年龄,伍氏决定带孩子离开平湖去香港谋生。伍氏在香港靠替人缝洗衣服做杂工供子读书。刘铸伯没有辜负母亲的厚望,学习很用功,15岁被推荐入读教会学校,后考进圣保罗中学,成绩数一数二。接着,又进了1862年创办,由香港政府资助的中央书院读书。中央书院由英国法学博士史钊活为首任掌院,培养了不少人才。毕业后,他成绩出众,被香港天文台台长聘为翻译。时刘家生活拮据,有位姓潘的高级警官,赏识刘铸伯的为人和才能,将女儿嫁给了他。接着,在天文台台长的推荐和岳父的资助下,20岁的刘铸伯又得以到英国牛津大学深造,回国后受聘为山东烟台大学教授。时适逢国内及香港发生严重水灾,刘铸伯在烟台发起募捐救灾活动,筹集到10万元(龙银) 汇捐给香港慈善会。香港慈善会非常赞赏刘铸伯的义举,电请他担任会长。刘铸伯考虑到自己年纪尚轻,资历未深,不敢应任。经此一事,刘铸伯从此声名大起。

1858年创立的屈臣氏大药房,是多种经营的商业大集团。刘铸伯被聘为首任华人屈臣氏总长。接着,刘铸伯又任大成公司总经理和澳门好几家公司的负责人。刘铸伯一时成为香港当红的企业家。“香港中华总商会”原来是“中华会馆”,乃汇聚全港华人商界领袖的团体。刘铸伯以他的威望,从1906年起连任三届主席,成为香港著名的商界领袖之一。

刘铸伯以他的品德、学识与才华,在政坛上的地位日增,相继担任香港清净局局员、香港定例局(现称立法局)局员。在慈善机构和社会团体方面,刘铸伯被选为育才书社司理、香港慈善会会长、东华医院总理、东华三院总理、香港宝安商会会长等职。

据褒奖刘铸伯的石碑记载,刘铸伯了解到“平湖人病后无处求医,妇人生产无人接生,以至夭折甚多”的情况后,于1916年独资捐建医院、周马氏留医所和小学堂,解决当地医疗看病和孩童读书问题。正当刘铸伯全身投入家乡建设时,忽然母亲病逝,不久夫人潘氏也与世长辞。为纪念母亲和妻子,刘铸伯把刚刚捐资建好的医院,特意取名为“念妇贤医院”,这“一则念故室内助之贤,亦以示不忘之意;二则拯乡人于疾苦,殊乘天道。”接着,他又把小学堂取名为“纪劬劳学校”,“一则藉以教育贫民俾资自立,二则念家慈抚养教育之劳”。他创办的“周马氏留医所”,医生都是从香港请回来的。

这就是前述这所新式学校为什么会取名为“纪劬劳学校”的由来了。据了解,将“劬劳”二字作为校名,并不仅限于平湖这所“纪劬劳学校”。至今,广州市有一所名叫“劬劳中学”的学校。

据了解,当时“纪劬劳学校”规模庞大。主教学楼后面是两排单层教室,仅建筑面积就达464平方米,可容纳数百名学生共同学习。后面还有运动场、花园、草坪、厨房等场所,学校四周全部用围墙围住,占地面积约1500平方米。至今,该学校一百年前建的教学楼依然存在,已被立为龙岗区文物保护单位。教学楼整体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物十分牢固。教学楼内部装饰具有西洋学校的建筑风格,显得朴素大方。

为了表彰一贯热心公益的刘铸伯,1915年,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分别为“念妇贤医院”题赠“乐善好施”额匾和为“纪劬劳学校”题赠 “急公好义(落款:大总统题褒绅士刘铸伯,中华民国四年十月)”的牌匾。广东省省长朱庆澜、广东督军陆荣廷及宝安县知事周德馨等也为之立碑褒奖。

1922年,刘铸伯去世,享年56岁。2001年6月,“念妇贤医院”和“纪劬劳学校”被龙岗区政府列入区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刘铸伯为平湖市政建设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他被誉为“乐善乡贤”。当地曾流传有“霍英东的钱,刘铸伯的面”的俗语,乃是盛赞刘铸伯“面子大,有地位”的意思。

第二节 出任纪劬劳学校首任校长

刘铸伯在平湖创办纪劬劳学校之后,消息很快就在宝安和香港地区乃至广东省传开了。当时担任该校首任校长的就是刘彭龄,而各界对此并没有什么非议。可见,当时平湖社会各界,普遍视刘彭龄为平湖地区最为出名的文化人。

从1916年该校创办到1926年刘彭龄逝世,其一直担任纪劬劳学校的校长。能够长达十年担任此校的校长,显见刘彭龄的办学方针和办学质量均获得了包括学校出资人刘铸伯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同。

由于纪劬劳学校是由香港知名人士刘铸伯所建,作为学校首任董事长的刘铸伯将香港洋学堂的教育体制引入学校,一些教材和教学方式与香港接轨,采取6年小学教学制,完全摒除了封建社会的私塾式教育方式,开平湖新式教育之先河。

纪劬劳学校创办之后,作为一所新式学校,刘铸伯希望能够聘请一些思想开明,见过世面,并且又有真凭实学的人担任校长和老师。于是刘铸伯为学校聘请了一些在宝安、东莞、惠阳等地颇为出名的文化人出任教师,又聘请了思想非常开明的刘彭龄担任校长。他们受西方现代教育思想影响较深,教学方式与私塾有了很大的不同,中西结合的教育方式极大地丰富了教学内容。学生们除了学习中文之外,还要学习数、理、化、体育、艺术、音乐等课程,为当地培养了许多具有新思维、新知识、新文化的新式人材。

看到学校能够培养真正的人才,可以脚踏实地地为国家和社会作贡献。平湖的父老乡亲们纷纷把子女送到纪劬劳学校就读,学校迅速发展壮大。当时,能够到纪劬劳学校读书是一种荣耀。多年以后,老平湖人说起谁或谁的先人曾在纪劬劳学校读过书,乃是一件很值得羡慕的事。

在1924年的《宝安学会杂志》中,刊登有一篇署名“彭龄”的文字,题为《本邑北路风土杂记》,里面提到:“平湖站商场(墟)内,有刘铸伯创办纪劬劳学校一所,分高小国民两等,现年学生,共约有一百八十名。”编辑还在后面注明,这篇文稿是作者于民国十一年(1922年)寄去的。从这篇文章的内容来看,作者对平湖极其了解,例如对纪劬劳学校有多少学生都知道。加上署名“彭龄”,应该就是“刘彭龄”所作。

从刘彭龄上述记述可以看出,当时纪劬劳学校分为“高级小学”和“国民学校”两个等级,当年(即1922年)总共有学生约180人。在当时来说,仅创办短短几年就有一两百名学生就读,可见纪劬劳学校办得非常成功。

作为一名参加过清末贡举考试,且获取了拔贡功名的旧式文人,刘彭龄能够担任纪劬劳学校这所当时平湖地区从未有过,国内其他地方也不多见的新式学校首任校长,并长期担任下去,这并非易事。而且最终能够做好这件事,切实担负起校长之责,把学校治理得井井有条,办得有声有色,这就更加不易了。

第三节 为什么可以担任新氏学校校长

对于文化的传递、人才的培养,私塾在古代曾经作出过巨大贡献,它适应了古代社会的需要。但是到了近代,私塾与社会发展的要求出现了差距,因此私塾备受社会的质疑。提倡新教育的人指责私塾不开设算术、历史、地理、格致,知识覆盖面过窄,且教材长期不变,知识老化问题严重。显然,中国要想摆脱落后挨打的局面,不能不发展近代新式教育。这也就是刘铸伯创办纪劬劳学校的重要社会背景。

那么,为什么刘彭龄这样一位旧文人竟然能够长期担任“纪劬劳学校”这所新式学校的校长呢?

如前所述,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来说,刘铸伯在平湖创办的纪劬劳学校是一所新式学校,采用的是经香港引入的西式教育。因此,要在这种新式学校做校长其实并不容易。尤其是对于刘彭龄这种自小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多年的人来说,需要改变很多。

这里面,必须进行彻底改变的包括思维方式和所掌握的知识结构等。过去的传统私塾,教授的是四书五经,没有体育、算学等科目。而现在的新式学校,仅是熟读四书五经,穷通孔子学说与儒家经典显然是不够的。

好在,尽管是清朝“末代拔贡”,从小到大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熟读的是四书五经等儒书,但是刘彭龄的思想不仅不守旧,而是非常新潮,能够跟上时代步伐。从《雕龙诗集》中刘彭龄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人,而且见识不凡。从刘彭龄自己的诗文,和其朋友们点评他的相关文字,以及其所结交的朋友,都可以看出他对于新生事物是能够愉快接受的。

所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19世纪末赴京赶考和1910年进京参加拔贡朝考,对于刘彭龄来说,显然是大开眼界的长见识之旅。当时的北京,已经出现了不少新式的学校,西方新式的教学方法也已引入京师多年。这对于当时曾在北京一待就是几个月的刘彭龄来说,不论是思想上,还是见闻上,无疑都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此外,刘彭龄在《雕龙诗集怀古》里面的相关诗句显示,他曾到北京及全国各地游览,所以他的见识也要远高于一般未出过远门的腐儒。

对于新生事物,刘彭龄能够坦然接受,并且能够很快适应。作为一所由香港商人创办的新式学校,纪劬劳学校不免要打上香港烙印,会引入一些新式的教学方式方法,以及新式的教材。而刘彭龄作为一校之长,尤其需要能够跟上形势的发展。好在,刘彭龄当时也经常去香港,见识过香港的教学方式,所以有一定的基础。

另一方面,刘彭龄此前曾在平湖创办一所名为“雕龙书室”的私塾。因此,刘彭龄曾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在教育方面有着较丰富的经验,这也是他所具有的一个优势。

总的来说,开阔视野和开明态度,加上具有比较丰富的从业经验,这就回答了为什么刘彭龄能够出任纪劬劳这所新式学校的首任校长,并且能够把这所新式学校办好的问题。

当时的平湖,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刘彭龄这样的人,既长期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广泛接触过新学等新生事物。加上当时刘彭龄已经是平湖的文坛领袖,在社会上颇有威名。因此,这个校长之职,除了他之外,当时在本地还真找不出第二个。

第十章 热心公共事务

第一节 创办雕龙书室

前面说过,刘彭龄曾在平湖创办过一所名为“雕龙书室”的私塾,为平湖地区培养人才作过贡献。

什么是私塾呢?私塾乃我国古代家庭、宗教或者教师个人所设立的教学场所,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是旧时私人所办的学校,以儒家思想为中心,它是私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私塾对于传播文化,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培养启蒙儿童,帮助学童读书识理方面起过重要作用。

私塾是私学的一种,清朝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朝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塾师多为落第秀才或老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二十岁左右的都有,其中以十二三岁以下的居多。学生少则一二人,多则可达三四十人。

据了解,私塾分为许多种:有塾师自己办的教馆、学馆、村校,有地主、商人设立的家塾,还有属于用祠堂、庙宇的地租收入或私人捐款兴办的义塾。私塾产生于春秋时期,作为私学的一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除秦朝曾短暂停废外,2000余年延绵不衰。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它与官学相辅相成,并驾齐驱,共同为传递中华传统文化,培养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私塾是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栋梁之才的地方。

不过,到了近代,私塾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因此,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地方兴学。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推行。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为兴学让路。教育发展离不开经济基础。中国近代工商业非常稚嫩,小农经济无力为普及近代初等教育提供充足的经费,经济滞后严重制约了近代小学的发展。1949年以前,儿童在小学的就读率大致为20%。另一方面,社会上还有大量私塾存在。把私塾与小学问题结合起来考虑,有人发现,转化私塾可以作为发展近代初等教育的增长点。1906年,学部向各省转发了江苏士绅提供的《私塾改良会章程》,支持民间组织私塾改良会。1910年,学部颁布《改良私塾章程》,鼓励劝学所对私塾进行改良,调整私塾的课程、教材、教法,促使私塾向近代小学靠拢。20世纪上半期,受政府更迭的影响,近代私塾改良活动时断时续。从全国范围来看,大致出现了三次私塾改良高潮:1905-1911年,1915-1920年,1930-1937年。在这几段时间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加强对私塾的管理,劝导或者逼迫塾师调整办学方式。这就是私塾的大致发展历程。

平湖人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刘氏宗族也历来重视办学育才,所以才会涌现出那么多人才。早在清朝的时候,平湖一些秀才、文人及有识之士就在村中开办私塾,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前后有近百年的历史。1949年以前,平湖的教育以私塾为主。平湖最早有一所私塾,规模很小,仅招收平湖村及附近的孩童入学。民国时期,政府明令取缔私塾,改办学堂,倡兴新学。1916年1月,由平湖刘铸伯出资兴建了“纪劬劳学校”,乃平湖近现代教育事业的开端。

在纪劬劳学校成立之前,注重文化的平湖人兴办过许多私塾。其中,刘彭龄在松柏围创办的“雕龙书室”就是其中比较出名的一所,为众多平湖孩子启蒙,培养了不少人才。这是一所面向平湖刘氏子弟,兼顾其他姓氏孩子的一所私塾。刘彭龄具有卓绝的学识,以及丰富的阅历,所以把这所私塾办得远近闻名,周边许多地方的人都慕名把孩子送过来就读。

第二节 重辑刘氏族谱并撰序言

除了创办私塾,从事教育事业,为平湖培养人才之外,刘彭龄还热衷于宗族事务,主导了民国七年(1918年)平湖《刘氏总族谱》的撰修,并为该族谱撰写了序言。

排族谱,认宗亲。过去,中国人都比较注重同姓氏宗亲的血缘关系,通过族谱、祠堂维系,团结互助。撰修族谱的传统,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宋朝开始尤盛,明清乃至民国时期达到顶峰。1949年以后,受到当时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曾经被严禁而消声灭迹了一段时间。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又逐渐恢复起来。近年来,各姓氏都比较注重修族谱,各种大小谱系也纷纷在增撰重印之中。

中华传统文化中,一向提倡孝敬长者,善待亲友,从而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中国人比较喜欢一个温情的社会。而修族谱联宗宜就可以令社会多一些温情与和谐,化解一些基层矛盾,令一些恶性事件避免发生。这些作用都是一般的法律手段所难以企及的。因此,在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同时,也不能一下子就完全脱离中国的现实,摒弃中国传统的宗族观念。

笔者注意到,刘彭龄主持重辑的这本《刘氏总族谱》,记述的是刘氏源流,从三皇五帝开始,直到宋元时期。族谱里面,写了刘氏繁衍生息、开枝散叶的情况。这本族谱由旅居香港的刘氏宗亲总会资助刊印。这也证明香港籍刘氏同乡认同他的文采、社会地位和为人。这三项条件缺一不可。如果其中一项不行的话就不足以服众,可能就会有许多人站出来反对。

需知,族谱并不是一般的诗文集,而是代表一个宗族的权威典籍,是非常神圣的。因此,在历朝历代,对于一个家族来说,修族谱就像是官方修史志一样,是一件非常严肃和权威的事情,容不得任何马虎,每次修族谱都会极其慎重。因为它要代代流传,影响后世成百上千年。因此,许多时候,同宗族内不同派别的人可能还会因为修族谱引发争吵和械斗。

所以刘氏宗亲们能够达成共识,信任由刘彭龄来编修这本总族谱,并且为其撰写序言,显然是认同他的文采、社会地位和为人。撰写序言的人,并不是光文采出众就可以,而且还要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最关键的则是为人,需德高望众才行。

刘彭龄为这本《刘氏总族谱》撰写了一篇长序,其在文尾的落款是“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一十六年,岁次戊午,清宣统己酉科拔贡生,裔孙彭龄谨撰”。这里有几点需要指出:一是其采用的是黄帝纪元,而不是民国或公元纪年;二是他把“清宣统己酉科拔贡生”署上去,显然是对这个“功名”还是比较看重的,认为可以“光宗耀祖”。

在此族谱的“例言”中,刘彭龄还给出了他修撰此谱的一些原则,其中包括“修谱以隐恶扬善为宗旨,原与国史依直记事不同。故载前人嘉言懿行独多,而丑恶者悉删之。其余或如失国被诛等类,不得不记者,则只及之而不详。”“谱内各祖妣,其立德立功者,固可法可传,而其言可为经者,亦正不少。如‘士孟自非圣人,内宁必有外忧’‘班倢伃修正尚未蒙福,为邪欲以何望?’东平王(注:光武帝子刘苍,东汉诸候王之一)为善最乐。昭烈帝(注:即刘备)‘勿以恶主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等语,直可刊作座右铭,凡我后人,皆当聪听祖考之彝训也。”

从上述这些编撰原则可以看出,刘彭龄主持编辑此族谱的主旨乃是为了“隐恶扬善”,记述前人好的言行,以激励后人发扬优良传统。

第十一章 平湖刘氏家风

第一节 九代不扶犁

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办的原住民以刘姓为多,所以过去有“平湖刘”之说。旧时龙岗区与之相对的还有“龙岗罗”“坪地萧”“坪山曾”和“坑梓黄”之说,指的都是当地原住民中的最大一个姓氏。平湖刘氏之中,平湖大围、松柏围、新祠堂、石巷等自然村的刘氏系出于同源,都是明朝平湖刘氏十四世祖刘本刚的后裔。

在平湖这片土地上,刘氏族人筚路蓝缕、世代耕读,经过数百年的开拓与经营,终于站稳了脚跟,并繁衍生息。历史上,平湖刘氏宗族曾涌现出许多人才。他们或刻苦攻读,考取功名,以德才济世扬名于一时;或行走江湖,营商作贾,积累下可观的财富;或效力社稷,投身革命,为民族独立解放事业建立功勋。他们中的杰出代表有香港华商总会会长、爱国实业家、慈善家刘铸伯;在香港打拼多年经商颇有建树、爱国爱乡的刘长佑、刘子元、刘德普;荷中友好协会会长、海牙商会会长刘伟林。此外,还有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宝安县委第二任书记刘伯刚,以及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员刘曼之、刘彭林等十余志士仁人;抗战时期参加东江纵队和中共地下组织的刘宝英三姐妹和刘敏、刘仁、刘坚、刘华胜、刘连科等,还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刘鑑荣等一大批抗日志士。也有在大革命白色恐怖时期加入共产党,后任纪劬劳学校和平湖中学校长、宝安县侨联主席的刘仲德。深圳近代文化名人、清朝“末代拔贡”、纪劬劳学校首任校长刘彭龄,也是其中极为杰出的代表之一。

在封建时代,尽管中国历来以农耕为立国传家之本,但是因为耕田实在太辛苦了,需要长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汗流浃背,所以当时社会上的人们普遍不以“耕田”谋生为荣,反而以不用耕田也能过活为有出息。许多人之所以读书,也是为了有一天能够凭此跳出农门,不用再在田地里忙活。

过去的平湖乃至宝安(新安)地区,也同样有这种社会氛围,人们以“不扶犁”,即不用耕田而能够体面过活为荣。因此,如果说人家“不扶犁”,那是表示赞美的意思,也就是意味着这个人可以令人羡慕地不用从事农耕工作。

封建科举时代,刘彭龄所在的平湖松柏围,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功名的人很多,如武举人刘秀清和武秀才刘榖香、刘翔云,以及曾以“父子岁拔”而誉满文坛的刘彭龄父子(他父亲是“岁贡”)。这些人获取功名之后,或是凭此谋得一官半职,或是凭此找到可以不用参加农耕工作的谋生方式,所以可以“不扶犁”,不用再参加田地里的劳作。因为历代均有人获取各种“功名”,所以使松柏围人享有“九代不扶犁”的美誉。

刘彭龄就是松柏围刘氏“不扶犁”的代表之一。在家族历代列祖列宗及父亲的熏陶影响下,他自幼饱读诗书,参与科举仕途。后来考取了清王朝的拔贡功名。同时,其还在家乡创办私塾(书室),教育培养村中子侄。辛亥革命后不久,他又获邀出任民国初年创建的新式学校——纪劬劳学校首任校长,并直至去逝。因此,他可以“不扶犁”,不用参加农耕而过活。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家庭以及家庭周边的社会环境十分重要。从小在松柏围长大的刘彭龄,自然深受这种文化氛围的熏陶。尤其是他那同是贡生的父亲,对其成长影响尤其大。在这种家族氛围下,培养了他积极向上,刻苦求学的奋发精神。也为他以后考取拔贡,及撰写各种诗文,提供了成长的土壤,奠定了基础。

松柏围这种鼓励子孙后代读书,通过读书改变命运,从而不再被土地捆绑束缚的家风,并没有在刘彭龄这一代中止,在刘彭龄的儿子孙子和侄子侄孙等后辈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直流传至今。松柏围刘氏至今在平湖都颇有作为,每代都涌现出不少各式人才。

第二节 儿子刘仲德

刘仲德是刘彭龄的儿子,但是他得以名垂青史,却并不是依靠他父亲的名气,而是凭借自己几十年踏实做事。有意思的是,在刘彭龄逝世之后,刘仲德还一度担任纪劬劳学校校长,从而父子俩人都是该校校长。这正应了“江山代有人才出”的古话。当时刘仲德还非常年轻,才二十岁出头。如此年纪,换作现在可能还非常不成熟,正在上大学或是刚大学毕业,但是当时他却已经扛起了一座新式学校。

资料显示,刘仲德,原名刘锡璋,1905年出生,平湖松柏围人。刘仲德年幼时就读于纪劬劳学校,后考入广州市教忠中学,期间加入国民党。1925年6月23日参加了反对“五卅惨案(沙基惨案)”示威游行,后又参加了支持广东国民革命政府举行的“誓师北伐”等示威游行活动。1926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国民党党务训练所。后来,刘仲德回到平湖纪劬劳学校从事教学工作。1929年担任纪劬劳学校校长。1930年初,在刘伯刚(时任中共宝安县委书记)、叶丽钧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以纪劬劳学校校长的身份作掩护,积极开展革命活动。1931年12月因叛徒出卖,在平湖险遭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被迫转移到香港,后到越南。

1950年9月,刘仲德从海外回到平湖,参加了土改工作,后出任平湖中心小学校长。1956年,平湖中心小学“戴帽”办起了中学,刘仲德出任平湖中学副校长并主持全面工作。“文革”期间,刘仲德遭受严重迫害。1978年开始,刘仲德被推选为宝安县侨联主席。在任10年间,刘仲德多次出境联谊广大侨胞,动员他们为家乡建设出钱出力,为平湖、宝安乃至深圳市的发展建设作出了贡献。1993年秋,刘仲德去世,享年88岁。

关于刘仲德,还有这么一件旧事:旧时的平湖,社会治安不太平,时有匪徒出没,就是读书的孩子也是他们掳掠的对象。即使是当时名满平湖及省港的刘彭龄也无法幸免,其小儿子刘仲德也出事了,遭匪徒绑架。

那是一年春节前,学校放假,刘仲德从广州回到平湖松柏围。由于家中比较拥挤嘈杂,为了静心读书,也为了和村中的兄弟发小们叙旧,刘仲德住进那间其父亲开办的“雕龙书室”。

该书室虽然不奢华,但是也颇为雅致,村中的孩子白天在此读书习字,晚上大多也睡在这里。大伙一方面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另一方面则海阔天空地谈论道听途说的趣闻和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对此,大伙都觉得无比畅快开心。刘仲德是从省城广州回来的中学生,学识见闻自然比这些村里的孩子高出一筹,于是就成为大伙谈话的中心,属焦点人物。

那晚,尽管雕龙书室外面寒风凛冽,令人生畏,但是在书室内,刘仲德和伙伴们谈得兴高采烈,眉飞色舞,气氛非常好。他们聊到很晚才迷迷糊糊地睡去。不料刚睡下不久,大门突然被人撞开,黑暗中涌进一帮生面孔的劫匪,将书室中的十多个青少年全部捆绑起来。这些匪徒之中一定有熟悉松柏围村中情况的内鬼,只见他们揪起这些孩子,一个一个地问暗影中的内鬼,打探哪些孩子家中有钱。最后,劫匪们将其他人都放掉,只把刘仲德和另一个男孩押走,藏到附近一栋早已荒废的野屋中,向他们的家人索取赎金。

爱子出事,刘彭龄闻讯后万分焦急,只得千方百计地四处筹借,并变卖家中的大部分田地,这才筹到足够的钱将刘仲德赎回。经此一劫,刘彭龄的家庭经济便开始败落,渐渐地陷入了困境之中。

遭此大劫,刘仲德深知自己将来继续升学的理想已经成为可望不可及的奢望了。尽管父亲刘彭龄仍然勉强支撑,让刘仲德读到1926年中学毕业,但随后还是无奈地放弃了。对于此事,刘彭龄曾万分感概,说过这样一句话:“治安不好的社会,连一张书桌都容不下啊!”

旧时平湖这一带多盗贼,许多相关历史资料中都有记载。例如,署名“宝安农讯处”,1948年10月1日出台的一份名为《宝安县三十八年度农贷计划》文件中称:“……他如广九铁路沿线及岩口公路一带,均盗匪如毛,出产贫乏,土地瘠荡,治安不良,近日盗匪更为猖獗……”

第三节 孙子刘旦华

前面说过,刘彭龄家族乃文化世家,崇尚读书,鼓励读书。时至今日,刘家仍然具有浓郁的文化氛围。在刘彭龄的孙辈之中,也同样涌现出不少文化人,其中刘彭龄的孙子刘旦华就是佼佼者之一。

刘旦华,法学研究生学历,平湖书画协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巨野麒麟斋书画院首席名誉院长、麒麟艺术传承大师、文化遗产大师,国家高级经营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党风科学专业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四川省侨光东方文化科技研究员研究员、国家农业部乡镇企业研究院研究员。发表论文多篇,获“中国乡镇企业研究奖”等多项奖项。同时论文被选入中央党校和中国书籍出版社编辑和出版的《新时期党的建设文库》一书。

“知识渊博,擅诗词字画,满腹经纶。”这是《平湖师表》一书中用来形容刘旦华的父亲刘仲德的评语。其实,这几句评语若是用来形容刘旦华的话,在某些方面也同样合适。数十年来,他也喜欢舞文弄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他自幼受传统文化熏陶,国学基础扎实,工诗、联,喜书篆、草、甲骨。刘旦华篆临颂鼎铭文、石鼓文;草临二张、二王,并对甲骨文有系统的研究,其作品吸收了楚简、金文和草书的特点,追求“篆意草情”的用笔观念,在用墨上能有所突破,较好的突出了古篆本有的精、气、神采和古朴清新之美。尤其是在晋京面授中得到中国书法家协会培训中心教授的悉心教授下,更进一步明确了主攻方向和目标,技法有明显提高,作品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风格。

近年来,刘旦华的书法作品不但在国内多次获奖,而且还与海外、澳门等地区进行文化合作交流。2012年其作品被刊登在北京《鉴藏》杂志2012年第3期实力推荐栏上。其后,又分别被中国商业联合会和中国外交部主管的《中国收藏》和《世界知识》选登。中国书法界有关专家对其作品作了点评,其中对篆书作品给予“古雅深沉,痛快酣畅”评价和赞赏。与此同时,刘旦华还被中国名家书画院授予“中国当代书画名家”称号。现在刘旦华的作品除被国内团体和收藏家收藏外,还被远在海外的荷兰荷中友好交流协会和加拿大、欧美、东南亚、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团体及中外友人收藏。

除此以外,刘旦华多年来还十分注重对平湖的历史掌故、民间传说、风土人情等进行收集整理,使其能够得到传承和宏扬。在2015年出版的《平湖小镇志》这本平湖志记中,有许多关于平湖历史、风俗的文章内容就是由刘旦华提供的。从这一点来看,刘旦华可说是得到了其祖父刘彭龄的真传。当年,刘彭龄就曾撰写过一篇题为《本邑北路风土杂记》的文章,记述宝安县(即现在的深圳市)北部地区,即平湖及周边地区的风土人情。

在笔者与刘旦华先生不多的几次接触之中,可以真切地感受到,刘旦华先生对平湖地区充满了热爱。他非常热诚,古道热肠,期望能够把平湖远去的历史细节挖掘出来。为此,多年来,他执着地做了许多工作,为平湖乃至深圳的本土文化保护和传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第十二章 深圳近代文化名人

第一节 历史地位

写到这里,可能有些人还是感到疑惑:究竟刘彭龄是否算“文化名人”呢?其在深圳文化史上处于怎样的地位?笔者认为,深圳市近代文坛上应该有刘彭龄的一席之地,可以称其为“深圳近代文化名人”。

这样说有什么具体依据呢?

尽管从总的来看,刘彭龄并没有建立太大的功业,也没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但是绝非全无亮点。事实上,在他的一生之中,也涌现出过不少堪称闪亮的事迹,为平湖乃至宝安都作出了贡献。时至今日,这些闪光点仍然值得一书。

“参加保国会”“出版个人诗集”“知名新式学校首任校长”“倡立诗社”“与省港文化名人深入交往”“平湖文坛领袖”“记述民国深圳民俗风土人情”……从上面这些关键点来看,刘彭龄至少是深圳市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上,上述之中的每一项都不简单,而同时聚于刘彭龄一身,更加证明了他的不凡之处。

此外,能够与当时香港的知名文化人胡翼南、田邵邨等人结交,并诗文唱和,成为至交好友,这说明当时刘彭龄也是一位非常有实力和名望的文化人。而从胡翼南、田邵邨撰写的文字来看,刘彭龄无疑是当时新安县(宝安县)的知名文化人。

另一方面,对于文化底蕴本来就不深厚的深圳来说,像刘彭龄这样生长于清末民初,有作品集存世,并且事迹可证可考的文化人,其实并不多见。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发现刘彭龄与其夫人庄凤笙合著的这本诗集,可以说是填补了深圳地区的一个空白。

就算其确是“文化名人”吧,那为什么又要将其定位为“深圳近代”的文化名人呢?因为,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刘彭龄主要是在深圳市及周边区域活动,所以笔者将其定位为“深圳”的近代文化名人。而从其生活的年代来看,属“近代人物”。因此,笔者就将刘彭龄定位为“深圳近代文化名人”。

对于这类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地定位都是不合适的,要恰如其分地表述他的历史地位,给其应有的名份。刘彭龄作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在平湖乃至深圳、香港都知名的文化人,完全应该在深圳的文化史上占据一定的地位。

第二节 挖掘的重要意义

历史上的深圳,被许多人视之为“文化沙漠”,以为改革开放前的深圳是一个极度落后的边陲小镇,没有什么文化和人物。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在古代和近现代历史上,深圳也曾涌现出不少文化名人。只是因为时间的流逝,其中大部分湮没了,不再为世人所熟知。

从整个世界历史来看,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年是一个风云变幻,极端动荡的年代。在那个时期,世界各国信奉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积贫积弱的老大帝国中国,始终处于落后挨打的境地,不断地被世界列强欺负。

清朝到了末期,吏治败坏,外侮紧迫,真是到了“图穷而匕首见”的地步,可以说政府的所作所为,没有一项能够令社会各界感到满意。因此,国内的忧国忧民之士都想进行大幅度的变革,奋发图强,希望全体国民能够共同行动起来,以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自从清朝咸丰、同治以后,清朝外交节节败退。国内许有心人受到如此刺激,自然激起强烈的反应,期望能够解决当前的切身问题。那时知识阶级的优秀分子,一方面秉承先辈治学的怀疑精神,即随时发露求是的倾向;另一方面因与外人接触的机会日多,对外面的认识又渐渐清楚,于是渐渐地有了革新之意识,并且越来越强。

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位于祖国南疆地区的新安县(民国后改称宝安县),因为与已经沦为当时世界第一强国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相邻,所以社会经济各方面均深受香港乃至英国的影响,欧风日渐,所以风气渐开。

成长和生活于这样一个社会环境的刘彭龄,在友人们的协助下,与妻子合著了一本名叫《雕龙诗集》的个人诗集。通过这本刊印于民国四年(1915年)的诗集,可以了解到当时国内民间士人(知识分子)的真实想法。对于深圳来说,这是一位当时在本土成长起来的民间知识分子,所以可以从该诗集中看出他们对当时时事的真实想法。

也就是说,刘彭龄、庄凤笙这本《雕龙诗集》,其实里面承载了不少历史信息。许多时候,历史的细节往往比粗线条的历史大事记更具有可读性,也更能从中真切地了解和掌握当时的历史真相。

上述这些,也就是今天深入挖掘刘彭龄这个深圳近代文化名人的重要意义之所在。

此书将填补深圳多个空白。一是分析介绍首位现存清末民初深圳本地诗人的个人诗集;二是分析介绍首位深圳籍拔贡,且是末代拔贡的个人事迹;三是介绍首位深圳籍参加保国会人员的事迹。上述这些,都是深圳第一。


 

(完)


 

注:本传在撰写过程中,参考、借鉴和摘录了《民国时期深圳历史资料选编》《话说平湖——百年转型中国的小镇志》《深圳百科全书》《平湖村志》《田邵邨与先天道在香港的传播》《中国最后一次拔贡考试:甘肃学子1910年进京朝考》等书和文章的部分内容。

作者邮箱:33079930@qq.com

 
  • 标签:深圳文化名人清末民初民国诗集文坛领袖保国会新式学校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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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虞宵 共计打赏10000邻家币
  • 分享到:虞宵评委1250积分2016/09/21 23:12:09

    作者用宏大、详实的信息量为我们展开了深圳市的前身宝安县的一帧帧珍贵的历史画卷,令人钦佩和叹服!传记在于真实、客观,史料丰富、治学严谨,不偏不倚。该传记写平湖,这个关注度并不太高的深圳小镇,写得朴实、平实,却令人印象深刻。写宝安县的前世今生,写近代深圳的文化名人,写深圳这个曾被称为“文化沙漠”的文化因子、文化轨迹,为不断迈步向前的深圳留下丰富、可贵的历史影像,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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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享到:郭建勋评委1650积分2016/09/20 13:19:56

    在故纸堆里下了很多功夫,值得钦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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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享到:心灵拾贝33790积分2016/12/14 18:04:37

    没有深入地研究历史文化,没有用心去收集史料,没有严谨地查证事实,没有一定文学底蕴,是写不出这样的文章的。我最喜欢听人说古道经,上下五千年,纵横几千里,彰显眼界的开濶,胸怀的博大。这种文章不如散文和小说可读性强,所以作者在分节与题目上,下了功夫,吸引了读者的眼光,让大家带着探索与揭秘的态度认真看完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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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享到:梦蝶19260积分2016/09/22 11:55:23

    幽壹先生在深圳新闻网论坛发表了五百多篇文章,有多篇是传记类的文字。此篇文字从浅到深述说了深圳的文化名人的以及一个家族文化的传承。 文化的传承从来都是一种人生的积累,而不是轻而易举的拾掇。原来我的记忆没错,我是读过很多篇幽壹先生的文字,总感觉这些文字似曾相识,祝福先生的文章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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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享到:梦蝶19260积分2016/09/22 11:33:48

    不记得在哪儿看过幽壹先生的文章了,印象中都是写传记类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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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分享到:春风妙语41370积分2016/09/22 11:23:48

    简略地看完这长篇,让我们明白了宝安的前世与生。刘彭龄,深圳市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他妻子文化人,在那个时代真是难得的一对夫妻。刘彭龄“参加保国会”“出版个人诗集”“知名新式学校首任校长”“倡立诗社”“与省港文化名人深入交往”“平湖文坛领袖”“记述民国深圳民俗风土人情”……为深圳文化历史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夫妻幸福唱和的《雕龙诗集》 、《百美图咏》、《 梧桐山集》为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分享到:春风妙语2016/09/22 11:25:42

    深圳文化沙龙,深圳文化历史厚重,我们了解深圳的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深圳的未来。恭喜作者入决,为你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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