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0年2月14日到了。二十年,意味着他离开我的日子,早已超过我们在一起的日子。如果再加上那些懵懂的无意识婴儿时期,还要再打一点折扣。可是,这又有什么不同呢?对于时间来说,这不过是一次数字的叠加和改变,在永恒面前是不堪一击的。
可人往往会给数字加添一点特殊的意义,这也许就是仪式感的由来吧。在永恒面前,人类孱弱得像一只无辜的小白鼠,永远只是它用来测试遗忘的可悲道具。
可我又能如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是这些仪式感给我们一点慰藉。在仪式感方面,我是螺旋式的,或者像是钟摆,反反复复地来回晃动。而到了这个特殊的时刻,我发现它是那么重要。在疫情蔓延的当下,对于仪式感的追求是精神世界所必须的一个向度。婚礼取消了可以补办,可葬礼的补办却已被消解了意义。那么生日呢?
以后我一定要过每个生日,因为这不仅是对自己的安慰,更是对生命的回顾,是对珍视父母含辛茹苦的一个写照。我还写了一首诗,以此表明自己和原来的生日理念决裂:
生日祝福
我不会再拒绝生日的祝福,
不说自己有年轮变粗的密集恐惧症,
也不说这是母亲的受难日。
我们应该为庆祝的理由背书。
为那个神将我们带到地球的日子,
准备蜡烛、歌声、许愿和必要的亲吻,
甚至祈求烟花低下它高卢雄鸡的头颅。
我们应该庆幸不是孤儿,
如果遗弃时没有装着生辰的小纸片,
他们将不知道准确的日子。
我们的庆祝那么精准,
和格林威治天文台达成某种默契,
跟瑞士钟表有着天然的契约,
那种精确敞开着家族和人世的怀抱。
可没有人能准确预测离世的日子,
比如心肌梗塞夺走盛年的父亲,
情人节之殇已成为最重要的支流,
流入了生命之河崩腾的喧嚣。
这新春突袭的瘟疫变成黑心的艄公,
摆渡着无辜者本应被祝福的日子,
吞噬掉他们父母含辛茹苦的身影。
我以前从未明白节日的意义,
放逐着镶嵌着祝福的话语。
我甚至不知生日是个人专属的节日,
雷同率只有三百六十五分之一。
它从未变成雪茄白色的烟雾,
在空气的乱流中划出阵营,
让我们趋向于某种生活单一的主义。
生日是一种对生命的礼赞。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更应该回忆他——我的父亲。可是,生命本就如此艰难了。我还应该陷入那陈词滥调中么——从那些不尊重事物本质的回忆中出发,无限构建那虚构的、高大的形象。
我该回忆他的什么?这真的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有太多的片段可以剪辑,那些画面不断地重温,又不断地重新发现。有时候是自我的突然觉醒,有时候是旁人不经意的点拨。他们一下子会让整个记忆的城池变得拥挤。可这座城市是卡尔维诺式的,它是看不见的城市,它永远只能被不断地重构。或许记忆有时候也是不可靠的,我的回忆可能只是忽必烈与马可·波罗关于城市梦呓般的对话。
也许该回忆那最初的日子。在山乡的路上,他让我骑在他的头上,在江南多雨的季节里,父与子在石子路上快乐奔跑。这也许这是最快乐的、不可复制的瞬间。可除了这些,他还会用陋习将刚刚建立的那些美好吞噬。这让我对人性善恶有了的最初浅显的认识——那些脸谱化的分类显然是可笑的,人性的晦暗不明才是真谛。它永远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
是的,我的父亲,即使我是旁人眼中的批评者,我依然要写下这些文字,让他更加接近真相。从这个角度而言,我无疑又是个悲观主义者。可这正是父亲带给我的一切,我又何必粉饰。虽然他的英俊可以说闻名于四乡八里(因为这点,从小就经常接受夸赞),可是他的所作所为,依然没有显现出美男子应有的风度。和那些希腊少年不同的是,他从来不爱惜自己的羽毛。他粗俗地和那些女子开玩笑,说着一些让后裔觉得羞耻的荤话和脏话。有时候甚至有肢体语言——他和同伴将一些妇女压在村里杂货店门口的晒谷场。多年后看到杨绛的文章,我才知道这来源于公社时期的某种游戏。在娱乐匮乏的年代,这是他们可以用来自我取悦的少数几种方式之一。最让人不屑的是他老是让一些孩子叫他爸爸,这是最让我不舒服的,难道有我还不够么?事实上母亲确实流产过一次,他一直执拗地认为还是个男孩。可现在我变成唯一了。他这样的行为只会让我厌恶,甚至让我讨厌有兄弟姐妹。多年后,我才知道,生殖崇拜的魅影从未在他的身上远去。之所以不愿意有更多的子嗣,只是出于那无形的压力,来自社会、经济的多重压力。
他总是醉醺醺地回家。由于生活的不如意,他总是不愿意在家里吃饭。那时候的餐盘是匮乏的,但只要你愿意,村里的人总能找到合适的蛋白质。甲鱼、黄鳝、石蛙……当这些食物出现在餐桌时,宴会就开始了。伴随着这些的是便宜的勾兑白酒——无非是一点酒精加上几勺清水。拿几个破碗,加上几双洗不干净的筷子,他们就肆无忌惮地喝开了。到最后,大部分人喝得烂醉如泥不省人事。这时候他就要和母亲干架。在老屋的泥地上,由于这,还曾出现过几个高低不平的坑。为此我经常要回答母亲的一个问题:“如果我和你爸爸离婚,你会不会跟我?”这是我不愿意面对的,隔壁村的一个亲戚,就因为和婆婆及丈夫吵架上吊自杀了。当这样的问题在我脑顶盘旋的时候,我会回想起那个依稀的黄昏,很多人在灵堂前静默地坐着,像是不愿意悼念一个突然逝去的年轻人。那次葬礼太平静了,甚至没有出现两家人的撕打的场面。那种撕心裂肺的场景并没有出现,这多少有点让人意外、让人有点觉得不够真实。可是这种静默更瘆人,以致于我会觉得这样的场景也随时可能在我的身上出现,死者的儿子和我同岁,因为我们是表亲,所以常常来往、在一起玩耍。我能感受到他的孤独,总会避开同龄人的眼神。他甚至有点反人类的想法:和我在铁路上游玩的时候,他想把一个石块放在铁路中间,他天真地以为,这样就会让整车的人成为他恶作剧的牺牲品。我也会成为他么?而这,正是父亲酒后让我胡思乱想的一切。
他还喜欢赌钱,而且赌资的来源也并不光彩。由于我们村山地丰富而耕田稀缺,于是就和隔壁村进行了交换,村里的很多竹林都成了隔壁村村民的承包山,以此换取他们的水田。正因为有这个原因,他常常是偷了别人家的林木还要骂骂咧咧。拿了这样的钱,他就可以津津有味地在家里赌钱了。有一次,他和移居到我们家隔壁的一个福建华侨赌钱,还闹出了一个事故。因为那时候货币兑换不易,这个“前美国洗碗工”的人民币输完了,就愤然从邹巴巴的西装里抽出一沓美钞,和他们的人民币以一比一的汇率进行对赌。这样,美钞和人民币成了赌桌上同等的公民,在每个人的口袋里来回旋转,当他把人民币赢回去想赎回美钞的时候。很多人不干了,一怒之下,他重重地在赌桌上重锤了一下,我家二楼的木地板被戳出了一个直径十公分的洞。这是我们家唯一的卧房,这让当时的我气得流泪。直到今天,这个破旧的老房子还在,而这个洞依然没有被缝补。这可能就是我们父子关系裂缝的开端吧!
我该回忆什么,回忆他的迷途知返么?或者说,他从来没有返回过。他只是觉得,在某个时刻需要作出一些必要的改变。或者说,时代裹挟着你、我、他,他作为从众的一员,住不过完成了一次还算可以的独唱罢了!
也许我该回忆八岁端午节的那个早晨,他骑车从山岚的那边出现。这是莫干山麓端午节的清晨,我清晨跟母亲说要去外婆家吃粽子,让她赶紧把自行车拿出来。她一直在镜子前磨磨叽叽,于是我独自出门了。沿着无人的山路,我大步流星地往外婆家走去。虽然只有几公里,但这是一个八岁小孩的远足。恰巧,他在路上遇见了我。让我诧异的是,他居然允许我继续往目的地出发。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卖鱼的贩夫了。无论冬天的风再怎么凌冽,他都要在凌晨两三点出发,沿着崎岖的石子路向水乡洛舍进发,用平原地区的水产作物,来填补山乡人贫瘠的餐桌,顺便改善一下我们的生活。那是一个被文学包围的年代,这是很多人后来的说辞。可是,在我的家乡,文学虽然被赋予高贵的爵位,但在普罗大众眼里,它仍是遥不可及的。只有那些生活的不易的字眼,镌刻在他们生命的廊柱上,就如同寒风在他俊美的脸上留下自己的表达。可这生活真实镜像的残酷性,或许才是文学应该到达的根部。所幸的是,在那一刻,我接触到了。
也许我该回忆他在上海时给我带回来的那些我从未见过的水果,比如荔枝。因为是独生子女,每年过年的时候村里的妇女主任都会发荔枝干给我。先前,我是得意的,我没有意识到因为这些荔枝干,我失去了得到兄弟姐妹的机会。每次吃干荔枝的时候我总是狼吞虎咽,有好几次都出鼻血了。当新鲜的荔出现在我面前时,已是他去上海做毛竹生意之后。想起荔枝干,我当然印象深刻。当然还有更多的第一次,第一副羽毛拍、第一双回力牌运动鞋……还有这真正的、长着螺纹壳的荔枝。多年以后,我生活在了一座和荔枝息息相关的城市。当我站在荔枝木下面的时候,闭上眼睛我还能看到那个弱小的身影接过荔枝的一刹那:原来荔枝是长这个样子的,干荔枝也不过是像我们这里烘笋干一样,把荔枝剥出来烘干罢了。于是,我接过它们,狼吞虎咽之后,还特意把核扔到了门外,我很想来年屋前长出荔枝树。以后,便可以不停地向它索取了。
也许我还应该感谢,他带给我一段安静的时光。当他和母亲去上海卖毛竹之后,我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留守儿童。有一段时间我很孤独,每天放学后都去门口捡拾淡竹叶子和干的细梢头,默默地在河床旁行走,并将他们捆绑成柴火。我养了十几只木头鸭,为此我还在自留地准备了一捆稻草。当他们腐烂的时候,里面的蚯蚓变得异常肥美,而这正是这些鸭子最喜欢吃的食物。可是,当我用锄头将蚯蚓挖掘出来的时候,却往往不小心将鸭子的头也不小心一起断送……后来,因为我不喜欢和奶奶住在一起,外婆还陪我过了一个冬季。可是春季一到,她就要回自己家采茶叶、烘笋干了。这让我更加孤独。这时候,我就开始拿爷爷的书来看。那些历史通俗演义小说、线装本的唐诗……它们带给我真正的平静。在我打水漂的时候,我会想到一个问题:这里是不是也有李逵曾经背过母亲来喝水。再细枝末节的生活,仿佛都有了生气。
可是这几年还有他的流言蜚语,那是对平静的反讽。我不知道那些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据我的经验,多半也并非空穴来风。他们常常说他在卖鱼的时候和隔壁村的几个少妇眉来眼去,私下里还有苟且之事。那些描述常常带着民间传说的夸张,仿佛他们亲眼目睹。所以,所有的细节我都已经忘却了,我依稀记得曾有这样的故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