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泥岗村,又名坭岗村,深圳城市化之后改名为泥岗社区,属罗湖区清水河街道办事处管辖。虽已改名多年,但当地人仍习惯称“泥岗村”。我刚来深圳时,在那里居住七八个月。
二○○四年春暖花开之际,因为老家的税费改革,我这个统招统分的科班毕业生,丢掉十七年来赖以生存的“铁饭碗”,失去编制身份,被无厘头地分流到社区上班——内地的社区,跟大城市的社区不可同日而语。老家社区只是乡镇中心区域的一个村,比其他山区村条件稍好而已;深圳的一个社区,经济规模可能超过内地许多县(市)——闷在家中痛苦煎熬半年,终于咬牙跺脚,以三十六岁“高龄”前往深圳闯荡。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城市,也是年轻人的天下,一二十岁或者二十多岁去那里,才算年轻。
像我这样老大不小年纪,出门找工作难到超乎想象。不知是谁放言:“深圳两条腿的蛤蟆少见,不缺两条腿的人!”在深圳人才大市场奔波一个多月、投出上百份简历后,我终于被一家广告公司录用,职位是文案编辑。接到公司主管电话,我激动地语无伦次,连声说着“谢谢!谢谢……”甚至在电话这头,我还弯腰鞠了一躬。放下电话,我仍感觉神奇得就像在做梦,一下子蹦到三尺高。
这份工作每月工资两千元。工资直接发现金。当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手上感觉好沉。临出门前夕,我在老家领取最后一月工资是六百元。公司不包吃住,我尽量省吃俭用,每月可节余一千元左右。犹如井底之蛙,我看到“巴掌大的天空”就感到分外幸福。
这家公司位于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二路中间地段。公司办公地方大概有三间房,三四十台电脑密集排布。我们一人守着一台,利用网络搜寻素材、编辑文章。为了方便管理,公司为我们几十号人统一在泥岗村租房。当时,泥岗村有大片的城中村、农民房。一栋楼就将我们轻松“收编”。
上班地方属于福田区,居住在罗湖区。虽说跨区,但公司离出租屋很近。泥岗村与八卦岭仅一路之隔,又通过人行天桥紧密相连。往返于公司与出租屋之间,步行单程大概十分钟。
这个星期上白班,下个星期就要上夜班。轮流交替,周而复始。夜班情形至今历历在目。
夜班从晚上十点开始,至翌日凌晨六点结束。在老家尽管也熬过夜,比如写材料、写文章或者打牌“斗地主”,但很少熬通宵,且每周熬一次就不敢再熬。现在出来打工,为了挣钱,只能不管不顾地当起“夜猫子”。
上班时城市已经入睡,白天大部分时间我又在睡眠。那段日子可用“昏天黑地”来形容。敲了一夜的键盘,早上下班后,拖着既饿又累的身体,走进路边饮食店,一屁股坐下来,在一碗白稀饭和一碟咸菜辅助下,快速吞下三四个肉包子。三四元钱样子,可以吃饱。肚儿圆了,赶紧回到住处,倒床便睡。假如不是极度饥饿,在早上六点下班那一刻,我就会不顾一切地投入梦乡。“肉体是灵魂的监狱”,我对柏拉图的崇敬立马又增加几分。
早晨从傍晚开始。一觉睡到下午四五点。大约晚六点左右,出去吃快餐。多数快餐一份五六元钱。一天吃两顿饭。晚饭后,在外面蹓跶一个多小时,回到出租屋与同事闲聊一会儿,又要准备去上班。
实事求是地讲,不包吃住,一个月两千元工资,在二○○四年的深圳,依然属于低收入。同事们绝大多数都是本科学历,还有两三个同事是作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中篇小说。我之所以每月能省下千儿八百元,是因为我一直保持在老家养成的节俭习惯,极力从牙齿缝中扣钱。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房租“便宜”。不是房租真便宜,只是我们在有限的空间内,增加了入住人员密度。一间两室一厅的房子,每月租金一千二百元,入住两个人最为舒适,每人每月租金需要六百元。我们房间住了六人——每室各住两人,厅屋里再住两人,每月租金分摊下来,每人仅需掏两百元。
租金之外,水电费亦是均摊。深圳四季不太分明,好像没有冬天,一年中炎热时间长达半年之久。我忘记房间有无装空调。我们自己买了小电风扇,回到出租屋,打开风扇吹一会儿,感到凉快了立马关掉。睡觉时,将风扇定时,一般定到凌晨一点钟。好在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居住的一室靠南,窗子很大,不断有凉风吹进屋。有时我们干脆不开电扇。另一室,两位同事也将电扇定时凌晨一点,夜里他们常常大汗淋漓醒来。厅屋里两个同事睡觉一直开着电扇。好在每月电费总共才几十元钱,对于均摊我们也不好再计较。房间里六个人,属我年龄最大,三十六岁。其他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
我们隔壁房间,只住着两位同事。其中一个小年青阿龙,二十五六岁样子,长发飘飘,长得也算帅气。几乎每周,阿龙都会领着一位浓妆艳抹的女子回宿舍,放肆地在他的房间行云雨之欢。阿龙正是血气方刚,每次都能听到那些风尘女杀猪般的叫床声。我不由得有些面红耳热,哥几个哈哈大笑不止。城市生活有着老家无法比拟的斑驳迷离。
出租屋也不知有未装热水器,反正我们从未用过热水。从二○○四年四月至十一月,我们一直用自来水冲头和洗澡。不知道,这种迫不得已的无奈有没有让年轻人落下什么后遗症,倒是给我带来了难以痊愈的“怪病”。
二○○四年底一天,我突然感到肚脐周围奇痒无比,我没有立即去买药,更没打算去看医生。未承想,三天过后,奇痒无比从肚脐蔓延至全身。一层密密麻麻的小红疙瘩痒到骨髓,也叫人触目惊心。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极不情愿去药店买回一袋皮炎平药膏,当时花了两元钱。晚上洗完澡后,全身涂抹一层药膏,在薄荷成分作用下,身上一阵清凉。这种感觉转瞬即逝。更加难耐的骚痒在周身汹涌澎湃。白天黑夜我不间断地抓,衬衣上常见血迹斑斑。我只好去医院求助医生。医生诊断为湿疹、痒疹。在短短半年时间,中西药全部吃遍,花费三千多元,仍然不见好转。又辗转多家医院,医生均明确告知:皮肤病治疗无验方。无法断根,只能缓解。日常饮食须注意,忌辛辣、烟酒、海鲜等刺激性食物。此后,这平常而又奇怪的病时而严重、时而轻微,反反复复纠缠我十多年,仍在持续纠缠。慢慢地,我由当初的困惑、痛苦、恼怒到逐渐适应、麻木、习以为常。这种心态的变化,似乎让湿疹带来的不适与痛苦有所减轻。
上夜班时段,早饭可以胡乱对付,晚饭可不能马虎。说不能马虎,其实只是最低要求:能够吃饱。那段时间,我们宿舍的六个同事,每天都要为到哪里去吃快餐而劳心伤神。为了找到一家价钱便宜、份量充足、口感稍好的快餐店,我们走遍泥岗村的边边角角、旮旮旯旯。泥岗村所有快餐店几乎都有我们的身影。最终选定泥岗西路连接泥岗村与八卦岭的人行天桥附近一家快餐店,从此定点就餐。
这家快餐店可容纳十多个顾客,快餐价格实惠,青瓜炒肉片饭五元钱,回锅肉饭六元……关键是,菜式分量足够,且味道不错,快餐像是小炒;米饭米质很好,可以加饭。不仅如此,老板娘年轻漂亮,态度热情,总是一脸笑。
有个同事叫张斌。当时虽说都有手机,但是一般都不敢用手机往老家打电话。长途话费贼贵。给家里打电话,我们都是寻找公用电话亭。公用电话亭长途通话最便宜一角五分钱一分钟。张斌走街串巷,像一个侦察兵一样,竟然找到一角钱一分钟的电话亭。我们笑他的鼻子是狗鼻子,嗅觉像狗一样灵敏。随后,我们蜂拥而至。那家电话亭老板见打电话人越来越多,很快也将话费涨到一角五分钱一分钟。张斌无奈地苦笑:“好端端的一个‘联络站’,竟然被你们这帮龟儿子给祸害了!”
我从老家来深圳之前,尚不知网络为何物。当时老家偌大的镇政府也只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究竟怎么上网,我不得而知。临到要外出找工作,我“临时抱佛脚”,跟着原单位打字员突击学习五笔打字。当练习到一分钟可以打七八个字时,我怀着无限的憧憬与期盼,又带着些许忐忑与迷茫,登上长长的列车,一路向南。
公司管理颇有人情味。上夜班时,有同事一边做事,一边在电脑上播放音乐,声音不是很大,不过整个办公空间都能听到。工作间隙,不少同事还上网聊天。看着一只小企鹅图标在电脑右下角欢快地跳动,我感到特别新鲜与好奇。同事告诉我,这是腾讯QQ,聊天工具,可以通过加好友,与千里之外的人即时聊天。我立马嘴巴张大成“○”型,感到匪夷所思。
后来,同事帮我申请了一个QQ号,我也试着加网友聊天。连续发出十个加好友申请,竟然有四个很快通过。有的已经主动开始与我打招呼:“哈罗,帅哥你好!”我问怎么回复,同事头也不抬地回答:“哈罗,美女你好!”“美女,很高兴认识你!”
同事根本顾不得看我。他正同时与五六个“美女”网友聊得火热,忙得不可开交也不亦乐乎。这个同事非常厉害,很快就与几个女网友见面,其中竟然有一个还跟他开房,发生了“一夜情”。
我思想显然有点保守,笨笨地问同事们:素不相识的男女,QQ聊天后怎么就能见面?
有个靓妹瞅了我一眼,波澜不惊地说:“这有啥奇怪的,这就是网络交友。你知道吗,我姐夫就是我姐姐通过QQ聊天认识的……”“啊!”我再次嘴巴张大成“○”型,好半天没有合拢。
因为打字慢,我只能与一个网友聊天。即便这样,敲字速度依然力不从心。网友一句话弹出很久,我才能慢腾腾回复过去。有些网友发现我是电脑“菜鸟”,就懒得理我了,有的干脆将我删除。
有一个女网友,网名叫“终于遇见你”,她极有耐心,从来不会嫌我回复慢。后来得知,她叫阿华,是我的湖北老乡,孝感人。我们聊天一个多月后,我要她的手机号码,她犹豫了一会儿,没有拒绝。一个半月后,我发短信给她:“好想见你一面啊!”她说:“那你过来啊!”我不禁喜出望外:“好,那我明天过去看你!”
一想到明天要见到阿华,我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我去理发店理了发。明天应该穿什么衣服呢?然而,我并没有几件衣服可供选择。我还没有买新衣服,仅有的几件衣服,都是从老家带来的。反复比较之下,我最终决定穿那件紫色虎豹牌衬衣。这件衣服虽已半旧,但在老家时却是我的“当家”衣服。这件衣服花了九十元——当时我的工资是每月四百元左右。我穿着它,曾经出现于很多正式场合。
那是一个周六下午,我在约定路口等阿华。不到五分钟,阿华如约而至——她二十六七岁样子,个子一米六五左右,身材微胖,皮肤很白。长相不算出众,但也不难看,且胸部高耸,散发青春的魅力。阿华神色平静地看着我,微笑打招呼:“你好!”那场面情形,好像业务员与客户客套。或者,两个相识很久的朋友寒暄。我怦怦跳动的心脏慢慢平复下来,微笑道:“你好!很高兴见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