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又开始寻找出租屋了，来深八年，这将是第八次搬家。虽然每次搬迁都给我的身体带来疲惫，但我始终抱着“树挪死，人挪活”的乐天。
到深圳第一站是上梅林，我与五个女孩合住在公司租的一套两居室农民房里。房间收拾得很整洁，素色家具，弥漫着淡淡的脂粉香，一进门便知是姑娘们的闺房。女孩们晚上回来常常拧开录音机，踩着节拍跳舞，那时流行徐怀钰的歌。楼上的男孩常倚在天井的窗边弹吉它，吉它声飞进我们的窗户，伴着我们的笑声。
那时，我拿着600元的月薪，在上梅市场能买到五块钱一盒的快餐，每个月还能有所剩余，但不久“非典”来袭，市场整顿，好多小餐馆被迫关门，快餐的价格也就应声而涨。
某天下午，一位朋友来访，坐着聊了一会儿就急着要走，她说：“时间过得好快啊，一晃天都黑了，我得回去做饭了。”那时其实才下午四点半左右，因为阳光照不进来，宿舍里需要整天开着灯，辨不清早晚。我曾小心珍藏过几本书在衣柜的抽屉里，一段时间后取出来阅读，发现书页已经受潮，装订也脱胶了。
那时的出租屋既阴暗又潮湿，是青春，赋予了那段生活以诗意。
在梅林，公司后来换了一套更小的员工宿舍，在仅有的一间卧室里，摆放了两张上下铺，住了四个女孩。女孩们恋爱的恋爱，结婚的结婚，离职的离职，最后只剩下我。出租屋楼下是间发廊，对面是一些隐蔽在巷子里的小酒吧，背后是一片大排档，我常在深夜被突如其来的DJ音乐，或者拉动卷帘门的声音惊醒，又在喧哗声中极不安稳地睡去。出租屋密得看不见星星，每条巷子千篇一律的雷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需要依靠数着路口辨别回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