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社区文学大赛是一次有关中国现代性在新历史条件下所具有可能性的“切片式”探索。从它提出的“在地文学”诉求、“人文睦邻”宗旨、乃至“稿酬革命”的宏伟抱负，都能看出其策划者、举办者和支持者的广阔视野、人文使命和精神观照。与普通文学大赛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一次文学写作比赛来挑选“文学精英”或打造“文学新星”，它平民化、社区化、在地化的全民写作倡导背后，其实是更为深刻的对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人与自己所生活的当下时空之间连接的重新肯定，以及在生命终极意义追问上遭遇时代性摧毁后的自觉建构。值得钦佩的是，这种指向精神关怀的建构不是一种理论先行的“坐而谈”，而是直接卷起袖子“起而行”的“全民写作运动”实践。这种思想和行为上的“在地性”，或许也正隐喻了深圳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吧？

“在地文学”：一种深圳现代性的文学实践

——兼评深圳社区文学大赛

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 袁 园

一、上海与深圳：两种现代性的隐喻

哈佛大学教授李欧梵先生有本著名的都市研究著作——《上海摩登》，将上海这座30年代的国际大都市作为一个现代性的切片，来研究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和特质。通过这本书，李欧梵先生确立了“都市”作为现代性衍生场域的主体地位。在他看来，正是在这里，才有了“声光化电”这些代表着“现代”变革之“物质”的首次登场。就20世纪初，中国最早的现代化进程来看，上海确实承担了极为重要的“媒介”角色，将西方国家在工业化时代发展出来的新奇事物、新兴生活方式一整套原样地“嫁接”了过来，并由此开启了这座城市经久不衰的传奇。然而不能忘却和忽略的是，西方列强也正是通过上海这个“中转站”将从中国内部腹地盘剥来的钱财、资源、劳动力等等运送回他们的殖民帝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上海，成为了一种隐喻。那是最早的“全球化”发轫之初的现代性图景。先发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争夺市场、资源，开始了全球范围的殖民和掠夺，进行着资本主义最为赤裸的原始积累。那也是“传统”和“现代”的巨大变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各方面交织着激烈碰撞的年代，上海以她没有选择的“被选定”，因为她独一无二的历史“孤本”地位，而集聚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目光。

然而，尽管“往事并不如烟”，但鲍曼预言并描述的“流动的现代性”伴随着全球化的快速进程以及赛博空间未曾预料的全面侵袭，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已然成为了一个最为醒目的事实。资本的流动作为最具原初动力的引擎，搅动着、重新分配着社会结构，与之匹配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就是人员在场所空间、城市空间以及国界之间的不断流动和迁徙，这种流动可能是暂时的一周、一个月，一年，也有可能是举家移居的十年、二十年，甚至有可能就是今生今世的扎根。“流动的现代性”宣布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的“乡村”与“都市”二元对立的瓦解，正如后现代主义宣布了现代主义深度的消逝，一切都处在不断的漂浮和流动的动态进程之中。而如果要在中国为这种现代性寻找一座作为隐喻的城市，则非深圳莫属。

深圳和上海一样，都是在大时代的历史洪流之下冲击出来的一个“三角洲”。虽然作为地理位置的宝安早就存在，但作为现代都市尤其是和改革开放这样的历史拐点紧密相连的新兴城市而存在的“深圳”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现代之子”。如果说上海的现代性为彼时古老而封闭的中华帝国创造了声光化电的“震惊”时刻，像一盏强而耀眼的探照灯般不容分说地刺穿了一个古老文明的身体和灵魂，那么深圳的现代性则是当代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加入全球现代贸易体系之时的主动选择。从1979年建市的动机、给予的政策、实行的制度等等历史坐标而论，这座城市短短30年的历史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载了全球化时代“流动的现代性”所意味的全部象征。这里的各种人事、各种关系、各种机构、组织时时处在司空见惯的变化之中，全国各地的“逐梦人”或“淘金者”来这里检验他们的运气，创造了千姿百态的人生故事，其中有无功而返的失意人，当然更有着无数难以想象、令人惊艳的传奇。在这场较量意志、智慧和力量的生存竞争中，成功留下来的新移民们在中国南方这座新城开花繁衍，使得深圳这片热土在最初的激情和躁动之后，沉淀出与天地自然、四季轮回相应和的从容节奏，以及，面向未来的可能向度。

二、重构现代性的精神版图

这种“未来的向度”自然不再可能是原初现代性“声光化电”所象征的各种物质的“震惊”。自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不仅创造了远远超出需求的物质，甚至为了寻求这些“物质产品”的“价值实现”而不断刺激着“消费者”的需求。在这个由感官、欲望、符号、媒介、拟像所建构的后现代“荒原”图景中，人类不仅永无还乡之日，甚至连对乌托邦向往的激情都已熄灭。在中国的现代化历史上，8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结束“革命范式”，转向“现代化范式”的转折点，开启了当代中国30年的市场化进程。这30年，是中国经济腾飞、国力增强，重回世界大国的30年，但同时也是精神迷失、生态紊乱、价值体系崩溃的30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何尝又不是以自然生态、历史古迹、人文精神、伦理关系的消逝和丧失为代价的呢？在物质的极大富足之后，我们改如何安放自己的灵魂？作为现代人，我们真的如海德格尔所预言的将“无家可归”吗？

也许，只要我们依然保有一颗向更完善的未来眺望或向往之心，我们就一定能在当下这个历史的新节点上拨开重重迷雾，重新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乌托邦，在这个“流动的现代性”语境中，如霍布斯保姆（《传统的发明》）所言“发明”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新的文化“传统”，以此寄寓我们与生俱来渴望“家园”的灵魂。

正是在这个历史意义上，“在地文学”的倡议以一种感性和理性相结合的姿态在深圳庄严登场。这是一群在改革开放之城“先富起来”的移民精英们，在这座面向未来的城市中所作出的观察和思考。在移民已经作为一个普遍事实存在的当下，我们要如何思考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意义？在全球化孕育出“历史的终结”以及“地球是平的”叫嚣之后，那些空间与空间之间的褶皱真的被资本的强力熨平了吗？如果没有，我们是如何将其弃之于不顾，又是为何不懂得尊重生息于本土的全部生命意义和当下所具有的庄严？

从语词的意象上来说，“在”本来就是一种肯定的姿态，是一种无论世界如何沧海桑田地变化也将于此时此刻义无反顾地担当，它同时也让人联想到佛教思想中的“自在”——无拘无束，不为某种僵化的本质所扰，顺应自然，或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此在”——具体时间空间和社会历史条件之下的个人生存；而“地”，则是人类生存最根本的根基、最原初的依托，它联想并关联着“大地”、“土地”、“地母”等等一系列人类文化的普遍主题意象。不幸的是，这些意象在我们的现代性发展进程当中不断地被挤压、抛弃、疏远、忘却……及至后现代符码时代，人类不仅仅如海德格尔所云“遗忘存在”，远离与自己血肉之躯的存在所相连的“大地”，更是在技术的不断侵蚀之下，陷入了无休无止的媒介拟像之中，遭受了最为深刻却不自觉的异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地文学”所倡导的“在地”一词，既是一个“本土”的视角，同时也是一个“当下”的视角。因为单独谈论“本土”很容易滑入与“全球化”进行二元对立的本质化陷阱，而单独谈论“当下”又容易导致一种转瞬即逝的虚无，而“在地”则将二者兼而有之。它是一个经历了全球漂泊、离散之苦和永恒价值受到质疑之后才可能生长出来的思想产物，它是对整整一个世纪的“上帝之死”（尼采）、半个世纪的“人之死”（福柯）所摧毁的“生之信念”的重构!它远远不是一套完整的哲学思想体系，却在在折射着新历史语境下的“现代人”在不断求索中对人类千疮百孔的精神家园进行重建尝试的勇气！

不同于德里达所谓“在场的形而上学”，“在地文学”它并不指向某种具体政治针对性的“去蔽”，如果一定要从哲学的高度对“在地文学”进行解释，我认为，它更接近海德格尔对艺术之诗性意义的诉求。海德格尔认为艺术是“一场历史性的事件”，它不是浪漫主义所想象的时空之外、永恒不变的存在者，它有其时间、空间的历史维度，并且所体现的是“世界与大地的冲突”。然而，不同于海德格尔精英主义的视角，认为只有靠诗人和艺术家才能重建人们对“存在”的记忆，“在地文学”倡议每一位生活在当下时代的个人，通过书写自己此时此地的经历、通过对“在地”之当下的重新注视、打量甚至认同来诠释并创造自我存在的意义。

三、深圳社区文学大赛：深圳现代性的积极建构

深圳社区文学大赛，由因特虎老亨首先发起，深圳青年杂志社领衔主办。在集结了一批志同道合的精英人士之后，共同商议出“在地文学”的思想倡议，并以“社区文学”为发端进行了积极的思想实践。

这场“在地化”的文学实践运动，非常鲜明地提出与80年代“文学寻根”所不同的“文学植根”视角，既显示出对所谓“起源”、“本质”之现代迷思的警惕，又能在“乌有之乡”的后现代处境中避开滑入犬儒主义的颓废情境，非常理性地肯定立身之根基需要主动而自觉“培植”。这种眼光和态度着实不易。

社区文学，将“在地文学”形而上学的“在地”思索落实到具体生活中的对应物“社区”上，让每一个有生活的市民都能拥有一番言说的空间。而“社区”（community）这个词，往具体的说，可以是一个空间上的小区，是一个城市当中的地域单位，是与我们安居乐业的人生状态最息息相关的场所；往抽象的说，community本来就是“共同体”的意思，它也意味着一个有着共同价值观念的社群，无论是大至一个国家还是小到一个社团，社区都是我们安放肉身、精神最基本的空间。

中国在走向现代性的历程中曾经实践过多种现代性方案，并在历史本身的进程中经历过主观和客观、内因与外因等多重因素、力量的改写。时至今日全球化既宏大又飘渺的时代，大叙事的整合力量已然崩溃，新的未来还不明朗，“社区”便俨然成为那不断流动的现代性汪洋中的“岛屿”——不关来处，不问去路，我们在“社区”的各个节点上与众多“有缘人”相遇，开启故事、散蔓枝叶、种因得果，这或许才是我们唯一能够把握和想象的当下生活。

在论述民族国家起源的问题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曾写过一本书——《想象的共同体——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思》。他的观点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基于一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而促成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正是属于印刷媒体的小说和报纸，使得不同空间的人们通过阅读和“想象”能够分享共同时间中的日常生活。另外，哈贝马斯提出的“公共领域”，同样也是通过印刷文化来整合西方十七八世纪现代性产生以后的中产阶级“民间社会”。虽然如今的印刷文化在网路空间的强势覆盖下已然式微，但是由文字而集结、召唤共同“想象”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种模式是否可以看作是现代性的“元叙事”，伴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而可能拥有全新的形态？我认为这或许也是深圳社区文学大赛选择网络作为整个大赛运营的基础平台，通过网络发布信息、收集稿件，进行网友点评、专家点评等多种文学大赛形式创新的根本动因。网络虽然是虚拟空间，但是当它作为一个媒介平台来整合资源，创造社交机会的时候，它本身就是一个带有“第三空间”意味的“社区”，让参与的人们能够在这个由文字构成的“社区”平台上，共同分享各自生活的遭遇、况味，以及对当下生活的“想象”。这一被媒体称为“全民写作”的文学赛事，吸引了深圳各个社区的各种职业的写作者，其中有已经成名成家的作家和职业写作者，例如徐东、林培源、陈再见等，也有90后的大学生或普通的文字爱好者。值得一提的是，无论哪种作者的作品，只要投稿，稿件就有机会在网站上发布，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网站还将自动承担文稿代理的功能，让稿件和用稿杂志期刊能够在此“相逢”，相当于为稿件作者搭建了一个多方投稿平台，从而实现对传统意义上一稿不能多投的“稿酬革命”。

总而言之，深圳社区文学大赛是一次有关中国现代性在新历史条件下所具有可能性的“切片式”探索。从它提出的“在地文学”诉求、“人文睦邻”宗旨、乃至“稿酬革命”的宏伟抱负，都能看出其策划者、举办者和支持者的广阔视野、人文使命和精神观照。与普通文学大赛不同的是，它不是通过一次文学写作比赛来挑选“文学精英”或打造“文学新星”，它平民化、社区化、在地化的全民写作倡导背后，其实是更为深刻的对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人与自己所生活的当下时空之间连接的重新肯定，以及在生命终极意义追问上遭遇时代性摧毁后的自觉建构。值得钦佩的是，这种指向精神关怀的建构不是一种理论先行的“坐而谈”，而是直接卷起袖子“起而行”的“全民写作运动”实践。这种思想和行为上的“在地性”，或许也正隐喻了深圳现代性的基本特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