坪山区坑梓街道金沙社区青排老屋一区十巷2号，是一座宽敞幽静的院落。正对着不锈钢院门，有一栋两层小楼。小楼和围墙之间是一方菜地，地里，豆角在爬蔓，甜瓜在开花，蝴蝶在翩飞。院子左手边的平房前，生长着一架藤萝，盛夏的阳光打在藤萝的枝叶上，洒下深深浅浅的绿荫，给小院带来几许清凉。
今年72岁的池务娣，在这座小院里生活了五十多年。她曾去过紧邻深圳的香港，到过遥遥相望的东北，还踏上过异国他邦的土地，但每次归来，她还是觉得家乡最美。这里，除了四季不断的蓝天白云、蓬勃葳蕤的岭南草木，更有亲切入耳的客家乡音、熟稔于心的风土人情，以及那些凝结着心血与汗水、交织着欣喜与心酸的往事。在社区工作了三十七年的她，像一株久经岁月、深深扎根的簕杜鹃，与这片土地须臾不可分离。
1．“池园长”与“池厂长”
1964年，16岁的池务娣从坪山中学毕业。那时候，初中毕业生在农村还很稀罕。次年，金沙大队党支部看中了高材生池务娣，安排她担任团支部书记。1969年，池务娣光荣入党。1974年，她卸任团支部书记，挑起了更重的担子：大队妇女主任。在这个岗位上，她充分展现了一位优秀基层干部的素质，工作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能者多劳”，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作为村领导班子中唯一的女干部，池务娣同时兼任村党支部组织委员。1992年，经村民代表大会投票，她当选为村委会副主任。那时，村“两委”班子只有五个人，人少事多，每人各管一摊。主持村委会工作的池务娣分管妇女、计划生育、村民调解、信访和文教卫生等事务，她肩上的担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重，成天忙得脚不沾地。
九十年代初，金沙周边的坑梓、龙田等村先后办起了幼儿园。金沙虽然不是一个大村，但达到入园年龄的儿童也有一百多个。村里没有幼儿园，孩子们只能到坑梓、龙田的幼儿园就读，因为距离远，早上要起早，很是辛苦。家长们白天工作，早晚还要接送孩子，也很麻烦。池务娣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她在班子会议上提出，由村里建一所幼儿园，解决孩子们的入园难题，造福村民。这项提议很快得到通过。
1994年，金沙村建起了第一所幼儿园，面向本村居民子女招生，所有费用全免。从幼儿园的选址、建设，到园长、老师、保育员的招聘，池务娣都亲自过问、严格把关。当年秋天，就有160多个孩子欢天喜地地入了园，村民们拍手称快，都说村里为大家做了一件大好事。
孩子是国家的未来，金沙的希望。幼儿园是她提议成立的，村里的文教卫生工作也由她分管，池务娣深感责任重大。再忙、再累，她也不敢对幼儿园的管理掉以轻心。每周，她都至少要给园长和老师们开一次例会，叮嘱她们用心照顾孩子，不能有一丝马虎，让孩子们在这里学好、玩好、吃好、住好，健康成长，这样，村民们才不会有后顾之忧。她反复告诉大家：“人家把孩子送到这里，是对我们的信任。所以，我们一定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平时的教育和后勤工作不能有任何问题。”
池务娣每天都要抽时间去幼儿园看一看。园里有多少个老师、每位老师负责哪个班、每个班有多少孩子、哪个孩子是哪家的，她都“门儿清”。每次去，她都不打招呼，有时在院门外笑眯眯地看着孩子们做操、玩游戏，有时在教室外悄悄观察老师怎么上课、怎么照顾孩子。有一次，她发现一间教室里只有19个孩子在上课，觉得有些不对劲儿。过了几分钟，还是这样。她招手示意，老师走过来，池务娣问她：“你们班上今天是不是有孩子请假？”老师疑惑地摇摇头。池务娣说：“我记得是20个娃娃，为什么今天少一个？”老师这才想起来，之前她送一个孩子去厕所，回来后接着上课，把上厕所的孩子给忘记了。池务娣赶紧带着老师去厕所，发现那个孩子躺在地上，睡得正香，连忙把他抱起来——原来，那孩子中午没睡午觉，上着厕所就困了，索性睡到了地上。老师为自己的粗心惭愧得满脸通红，过后，她主动写了一份检讨书。在当周的例会上，池务娣把这件事作为例子，告诫幼儿园全体老师和保育员，工作中一定要细心，再细心。
池务娣特别关心孩子们的饮食。她要求幼儿园根据幼儿发育情况和身心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食谱，以保证孩子们能够摄取到足够的、必要的营养，促进他们的生长发育。每天，要有肉类、蛋类、谷类、蔬菜、豆制品、水果、海产品、牛奶等，每周，不少于五种杂粮、九种蔬菜、四种水果。每周的食谱，都要经她过目。每次去幼儿园，她一定要到厨房去转一转，检查厨师是否在按食谱备餐、食材是否新鲜安全。有时，她还会从菜锅里舀一勺起来，看看都有哪些食材、分量够不够。在她亲力亲为的监督下，孩子们的营养和健康有了保障，有的家长甚至说，孩子在幼儿园比在家里吃得还好。
金沙幼儿园的办园水平得到了村民的高度评价，也在坑梓一带办出了名声，入园的适龄儿童一年比一年多。虽然身为村委会副主任，池务娣却为自己“挣”来了一个外号：池园长。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陆续有港商、台商来金沙村投资设厂，九十年代达到高潮。对于到金沙投资兴业的企业和老板，池务娣带领村干部尽心尽力地做好服务工作，助力家乡经济腾飞。厂房建设过程中遇到困难，村里帮忙解决；企业与员工发生劳资纠纷，池务娣出面协调；工厂招不到工人，她也帮忙四处奔波，想方设法为企业排忧解难。村里的工厂经营得都不错，一些老板看到池务娣，都会向她竖起大拇指，甚至有老板直接叫她“池厂长”。
2．“夹心饼”与“话事人”
1982年，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基本国策被写入宪法。从这一年开始，金沙村妇女主任池务娣的工作多了一项内容：抓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对此，池务娣深有体会。从1982年一直到九十年代初期，计划生育是池务娣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最让她头疼的事情：既要协助镇里的计生干部执行国家政策，又要考虑村民的情绪、需求、利益，想做到两头平衡，对干部的能力和水平是非常大的考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几年，很多村民对这项工作不理解、不配合，甚至不接受、有抵触，池务娣像是被裹在领导和村民之间的“夹心饼”，她和其他村干部一起，挨家挨户上门，为村民宣传政策、说明情况，一天下来，往往口干舌燥。
和国内其他地方一样，金沙村民也普遍有“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尽管各级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工作力度很大，村民的旧有思维仍然一时难以改变。一些村民为了生儿子、多生孩子，跑到淡水、博罗、龙川、化州、广州等地，当起了“超生游击队”。大家都在一个村里住着，抬头不见低头见，池务娣理解他们的想法，但在当时，计划生育是压倒一切的工作，村里每有一户人家的育龄妇女“跑路”，池务娣就会受到上级领导的严厉批评，同时还会被要求协助计生干部把计生对象找回来，该结扎的结扎，该流产的流产。与内地一些地方对违反计生政策的家庭采取“牵猪赶牛、上房揭瓦”的粗暴做法不同，池务娣特别注意工作方法，她从来不主张采用极端方式和强硬手段，工作中既讲政策，又讲感情，注重人道精神，做到以人为本、以理服人。遇到计生对象跑路，她先是通过对方的家属、邻居、亲戚或者朋友了解情况、掌握信息，弄清楚她们的暂住地，再带着计生干部奔赴外地。有时，计生对象事先听到“风声”，知道当地干部要来找她，又临时转移住处，池务娣一行人往往无功而返。为了和计生对象见上面，池务娣不辞辛劳、不分白夜，一次次地奔波于金沙和外地之间。找到计生对象后，池务娣耐心细致、苦口婆心地做思想工作，对她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清楚利害关系，有时简直磨破了嘴皮，直到她们心悦诚服地跟着她回到金沙。
1993年，计生干部从博罗杨村镇带回一位“跑路”的金沙村育龄妇女，把她送到医院。这位计生对象之前已经生育过两胎，早已属于超生，此时又怀有身孕。按政策，必须对她实施人流手术，术前要做身体检查。检查完毕，医生告诉镇、村干部：孕妇体内的胎儿已有七个多月，不宜引产。如果一定要引产，需要先住院调理一段时间。镇计生办干部担心夜长梦多，让池务娣劝说医生尽快给孕妇做手术。身为女性，池务娣清楚，这么做，会给当事人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如果手术失败，除了胎儿，孕妇的生命安全也会受到严重威胁，她怎么能够让乡亲去冒这样的风险？池务娣对计生干部说：“医生说能做手术就能做，不能做就不能做。我们都不懂，要听医生的。人命关天，这件事，就算我不当这个村委会主任，也不能乱来。万一有什么闪失，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毁了，那不是作孽吗？我承担不了这样的责任，相信你也一样。咱们当干部的，做事不能做过了头。”她顶住压力，坚持己见。计生干部也意识到自己的决定过于武断，就没有再说什么。第二天深夜，该孕妇的丈夫趁看护干部打瞌睡之机，悄悄从医院带出老婆，再次跑路，去向不明。直到分娩一个多月后，这位计生对象才抱着孩子从外地回到金沙，做了结扎手术、交了计划生育罚款。
生着一副菩萨心肠的池务娣，觉得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做计划生育工作。那些年里，她曾据理力争，违抗过计生干部不合理的指令；看到村里的超生家庭生活困难，她还向镇里的领导求情，允许超生家庭在政策范围内缓交、少交部分计生罚款；超生的小孩上不了户口，影响孩子入学、分红，她又带着大人和孩子到镇政府、计生办、派出所东奔西走，出证明、说好话，直到孩子顺利落户。有些计生家庭，为了达到超生或者逃避处罚的目的，上门给池务娣送烟、送酒，甚至直接送钱，都被她严词拒绝。她对他们说：“不违反政策、不破坏原则的事，你们什么也不用送，我都会尽力帮忙。如果是违法乱纪的事情，你就是给我送一座金山，我也帮不了。”
在计生工作中，池务娣特别注意把握政策、掌握尺度，既从国家整体利益的层面考虑问题，又兼顾村民的实际情况，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她心里都有一本明白账。参加工作37年来，她对自己所做的一切都问心无愧。对此，村民们都看在眼里。绝大部分村民都理解、支持她的工作，但也有个别人对她有一些微辞，上门找她的麻烦。池务娣对前来找茬的人说：“计划生育政策不是我制定的，也不是针对你一个人。我和你往日无怨、今日无仇，你就是生上十个八个孩子，也不用我抚养，不要我供他读书上学，再苦、再难，都是你自己的事，对不对？再说，我就是不做这项工作，也会有别人来做，是不是？大家都在一个村里住着，我要是昧着良心把你得罪了，能有什么好处？”一番话，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继而为自己的举动感到羞愧。
直到1996年左右，金沙村民的生育观念渐渐扭转过来，计划生育工作才不再是难啃的硬骨头。但是，随着“三来一补”企业纷纷入驻，各种利益主体的诉求渐趋多元、复杂，村民之间、村民与企业之间的矛盾纠纷日益凸显，纠纷调解又成了池务娣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在调解的过程中，池务娣总是不偏不倚，摆政策、说法规、讲道理，为当事双方断出个是非对错，被大家视为“话事人”。对失理的那一方，池务娣会告诉他错在哪里，应该怎么做。当事人如果一下子接受不了，她就亲自上门做工作，一次做不通，就跑两次、三次、四次，直到对方被她感化，心服口服。
3．大逃港与返乡潮
如今的金沙社区，经济活跃、设施完善、环境优美、居民生活和谐幸福。几十年前，池务娣根本不可能想到，她的家乡还会有这样一幅图景。
改革开放初期，池务娣每个月的工资只有二三十块钱。丈夫黄常光兄弟4人，有一个弟弟之前去了英国。池务娣和丈夫、三个孩子，挤在一间老祖宗留下来的房子里。1979年，金沙村分田到户，池务娣家五口人分到了五亩地，吃饭问题虽然初步得到解决，但日子仍然过得捉襟见肘。
即便这样，池务娣家也不是金沙村里最穷的——毕竟，她还有一份当村干部的工资。金沙村自然条件不好，气候湿热、土壤贫瘠、水源短缺，水稻亩产最高不到四百斤，家家户户基本上没什么余粮。尽管如此，大家还是只能依靠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在文化大革命和之前的年代，村民们的生活更加艰难。为了能过上好日子，村里不少年轻人纷纷外出，偷渡到一河之隔的繁华大都市香港，到那里打工、经商，再把挣到的钱带回来，供一家老小日常开销。黄常光的三弟早年也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到了英国，在那里发展得不错。得知老家的兄弟依然生活拮据，1979年年中，老三从英国汇了一笔钱回国，让他的三个兄弟每人盖一栋房子。当年，黄常光就着手建房，次年建成。房子上下两层，每层五间，当时，这是金沙村为数不多的楼房。
这栋房子，耗光了老三支援的那笔建房款和家里的所有积蓄。因为无钱装修，墙体红砖裸露，没有安装窗框的窗洞像没牙的老人张着豁嘴。几个正上学的孩子要交学费，还要买仔猪蓄养年猪，到处都要用钱，但家里除了池务娣的那点工资，没有别的进项。看着眼前的光景，黄常光这个男子汉也愁眉苦脸。这时，村里有人约他去香港打工，黄常光不觉动了心。他找妻子商量，池务娣不同意。作为一个有着十余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村干部，池务娣深知，偷渡去香港，政治影响很不好。她告诉丈夫，深圳已经开始改革开放，将来还会成为经济特区，老百姓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她劝丈夫眼光放长远一些，先在村里坚持几年，不要去香港。看着四处漏风的新房、穿着旧衣烂鞋的孩子，黄常光并没有被妻子说服——他的决心已定，不可动摇。1980年6月，他踏上了前往香港的冒险之旅。
黄常光顺利抵达香港并入籍。刚到香港的那几年，他在餐厅、饭馆做小工，每月能挣到港币900块左右。相比香港本地人，这样的收入水平并不算高。但对于当时的深圳，这简直是一笔巨款。每隔一段时间，黄常光就会回一次金沙。他用香港打工所得装修了房子，给孩子们交学费、买衣服鞋子，家里的生活条件逐步得到改善。池务娣要上班、要照顾孩子，还要种地，忙不过来。1985年，已经不再为衣食发愁的池务娣把自家的五亩地转给了别人种。为了给妻子和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生活环境，黄常光开始学习烧腊技术，并在一家酒楼当上了烧腊师傅，工资缓慢上涨。到2005年退休前，他每月的工资涨到了一万五千港币左右。
黄常光在香港打拼的时候，他的家乡金沙也已进入大发展、大跨越的阶段。90年代初开始，金沙村民和深圳其他地方居民一样，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特区改革开放的成果和红利。外来投资蜂拥而至，工厂一家接一家地在金沙投产；村民们兜里有了钱，纷纷扒掉老房子，起新房、盖洋楼；大马路一条接一条地通车，过去偏僻闭塞的金沙村变得四通八达，出门就是大路，家家户户买了小车；村里建起了广场和公园、搞起了绿化，公园里、马路边，到处都有绿树红花。就那么几年时间，金沙村好象成了另一方天地。
每次从香港回来，黄常光都能感受到家乡的变化：以前的老房子，变成了小别墅；原来的砂石小路，成了柏油大道；过去的鱼塘、水坑上，建起了一座座厂房。池务娣的工资涨了，村民还能拿到村集体的分红，黄常光不再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退休后，黄常光回到金沙定居，每个月能领到香港政府发放的1000多港币的养老金。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养老金涨到了3500多港币——这笔钱是他退休后唯一的收入。而和他年龄相当的金沙村民，每人每月能有四五千元的养老金，村里每月还有分红，出租房屋也有一笔收入。有些以前参加过工作的，还有退休金。池务娣2002年退休，现在，除了养老金和社区分红，她每个月还能领到一笔退休金。池务娣有时跟丈夫开玩笑：“以前家里穷，你养我和孩子们。现在，轮到我和孩子们养你了。”
如今，“大逃港”早已成为历史。“脱胎换骨”的金沙村今非昔比，从本世纪初开始，一些之前偷渡到香港的金沙村民，先后回到家乡生活。池务娣说：“过去我们老是羡慕香港，现在该香港人羡慕我们了。你看看，我们老了老了还有这么高的收入，家家户户都有大房子住，老人家坐公交不用钱，环境又美，治安又好，还有哪个地方比得过我们深圳，比得过我们金沙？”
4．“老来宝”与老来乐
2002年，54岁的池务娣从金沙村委会副主任的岗位上退休。从1965年担任大队团支部书记以来，她已经为村里工作了37年。这些年里，她总是风风火火，把自己美好的青春、宝贵的时间都用在了服务村民、建设家乡的事业上。池务娣本来打算退休后好好享受生活、颐养天年，但村民们却不答应。
在位时，池务娣能力出色、做事用心、敢于担当，是坑梓一带远近闻名的“女强人”。不管做什么工作，她都要求自己多想一点、多干一些，精益求精、办事到位，这些，村民都记得。“村有一老，如有一宝”，大家都希望她能在退休后发挥自己的能力和经验，继续为村里做一些事情。想到自己是一名老党员，不能辜负群众的期待，池务娣便抱着“有一分光发一分热”的想法，接下了村老干党支部书记、老年协会主席、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四副担子。池务娣组织社区的老干部、老党员学习党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相关理论，每年六一前夕到社区的金田小学参观慰问、了解学校建设和教育改革创新情况，联系坑梓人民医院每年三八节到社区为妇女义诊，协助工作站和居委会做一些宣传动员工作，乐在其中。更多的时候，池务娣会组织社区老年协会的六十多名成员打太极拳、做健身操、排练节目，逢年过节为社区居民送演出、送慰问，社区文化体育活动搞得有声有色、丰富多彩。
这两年，因为年事渐高加上健康原因，池务娣组织、参加活动比以前少了，但她依然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退休后，池务娣保持着看报纸的习惯。社区给老干部们订了好几份报纸，每天早上起床洗漱后做早餐，吃完早餐在院子里走动走动，就到了看报时间。通过读报，池务娣了解国家的最新政策、天下的大事小情，努力保持与社会和时代的“同频共振”。她和老伴年轻时就喜欢唱歌，但因为忙于工作和生计，那时没有功夫也没有心情发展业余爱好。现在，到了他们“放飞自我”的时候了。池务娣买回一台唱歌机，上午十点、下午三点，是老两口雷打不动的K歌时间。他们爱唱德德玛、多吉才让的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北京的金山上》《我的祖国》是两公婆的“保留曲目”，张口就能来。两个人你唱一会儿，我唱一会儿，互为对方的观众，也是彼此的粉丝。唱高兴了，老两口还会像小年轻一样，合唱一首深情款款的老情歌——在这么好的时代、有这么好的条件，他们想把年轻时错过的快乐和浪漫找回来。中午吃完饭，他们一般都会小憩一会儿。下午五点半左右做饭，吃过晚饭，两人去村里的公园散散步、消消食。他们还抽空侍弄院子里的菜地和花花草草，翻地、浇水、施肥、搭架、捉虫，片刻不得闲。一天下来，池务娣感觉自己和以前上班一样，也是忙忙碌碌的，又充实、又舒心。
池务娣育有两子一女。女儿在龙岗做外贸生意，两个儿子都在基层政府部门工作，儿子们经常回来看望她和老伴。孙子辈里，外孙女已经成家，24岁的大孙子华南理工大学毕业，正在日本读研，19岁的小孙子在广东工业大学就读。自己老有所乐，儿女事业顺遂、孝亲敬老，孙辈学有所成，可以说，池务娣已经人生圆满。唯一有些遗憾的是，她和老伴身体不太好。池务娣有高血压，前两年还患上了腰椎间盘突出，右侧肢体的神经受到压迫，导致右腿走路不便，疼得厉害时，要去医院做理疗。老伴黄常光今年78岁，也有腰椎突出的毛病，2019年还因为股骨头坏死做过手术。池务娣常常说：“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什么也不愁，只求平安健康，能多活几年，多享受享受人生。”
偶尔，池务娣也会和老伴“忆苦思甜”。想起改革开放以前，金沙村家家户户都在土里刨食，还吃不饱、穿不好，每家要泡一大缸酸菜，一吃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穷得连打油买盐都成问题，他们就感慨万千。现在，村里人人安居乐业，真正实现了老有所养、幼有所育、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劳有所得。孩子们能在家门口读书，还能上大学深造，老人们有养老金、退休金和分红，有广场唱歌、跳舞、健身，有公园休闲、娱乐，每年有免费体检，逢年过节社区干部还会上门慰问，给他们送钱、送物。人人吃得好、喝得好，还挑三拣四，怕消化不了、营养过剩。“进口水果，像山竹、车厘子这些，有时候还嫌不好吃。四十年前，这些东西我们哪里见过？”不用种田就能过上好日子，放在过去，这样的光景是池务娣和黄常光想都不敢想的，“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未来，池务娣希望国家越来越富强，坪山发展越来越快，金沙越来越和谐美丽，自己的家庭更加幸福美满。她说：“感谢祖国，感谢伟大的时代。我生在金沙，长在金沙，老在金沙，我的心永远在金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