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01
我从未想到我会出一本小说集。这在三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对于我而言,颇有点恍惚的荒谬与无以形容的激动。我不知这种感觉源于何时,即便在被叫作“诗人”的大学时代。首先,我认为被称作“诗人”或“文人”是一种软性讽刺。其次,我也始终认为,我没有任何写作的持续才华与坚韧品质。
直到2015年,我已经过了35岁生日,我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做点什么。彼时,按照“出名要趁早”的观点来评判,我已经太迟了。我年近四旬,才恍然大悟地开始胡诌几首诗和几篇散文。即便如此,我也觉得我可能只能写几首诗罢了,从未想过尝试写小说,更从未想过要出版一本薄薄的集子。
这是需要勇气的。
事实上,二十余年来,我一直在不断地书写、记录和思考。这让我感觉,所有努力的筹备都不会被浪费。当我回望25岁写的稚嫩处女作《饶恕》时,还是有些许的骄傲。尽管与那些才华横溢的文学大师同期相比,甚至与我身边的诸多朋友同期相比,我都无法直视我的文字,屡屡感到自行惭秽。然而,我又坚定地认为,我毕竟认真专注地去写了,我拥有这份巨大的勇气和难能可贵的品质。
这已经足够了。
02
即使再无知的人,也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本集子有多好,其中收录的六篇中短篇小说只是我完成人生外的另一种构建,借助小说中人物的悲欢离合抒发内心的多种情绪。必须说,它是相当独立,甚至是孤独的。同时,它又是令我感动的。每次回头看这些文字,我都会跟随情节,与其中人物同喜同悲。我无法置身度外,我是它们的创造者。
我更不会标榜自己如何高尚,站在道德层面鞭笞或贬损某些意识形态,我还有自知之明。我尽量去避免承受来自小说人物的压力,也避免被人物牵制的命运。我无法用一个短语概述主题。我曾在一个文学评弹中用“关注弱势群体是写作者的责任”为题,阐述了我近年写作的动因。无论诗歌还是小说,都极力聚焦民生、底层和弱势群体。就我这几篇小说而言,无论是《地宫》里的艾滋病患者向阳,《落花》里的二奶陈晓菊,还是《小叔的葬礼》里的同性恋者刘闯,或《哈瓦涅斯的葡萄藤》里失忆症作家于天一,在传统社会语境中,他们都是弱势群体。对于弱势群体,我有一种偏执的喜爱。
即便如此,我依然觉得这个主题过于庞大,非我能游刃有余地穿梭其间,我不过是那个在海边拾贝的孩子,能亲近大海就足以让我感激淋沐海水的恩泽。
我没觉得自己会比弱势群体好多少,或者说,我自己本身也是弱势群体。在资本遍地的当今中国,无论是都市还是乡村,掌握着真金白银的人,和拥有高位重权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势群体。因此,我提及的“关注弱势群体”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有种盲目自负的心理黑洞。如果长久以往,以这种心理优势洋洋自居的人,有多愚蠢可见一斑。我也许就是其中一个傻子。
说到弱势群体,实在不好定义。譬如,像《雁字归时》里的草原汉子克里木可能就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他身处偏远的科尔沁草原,年轻时当插队知青,中年时需要照顾病妻,一生似乎无固定工作,这些暗伤都意味着他的情感生活是短暂而虚空的。从这层面看,他是弱势群体。
再譬如,像《饶恕》里的老年父亲也可能算不上弱势群体,他被儿子嫌弃与误会十年,在煎熬中度日与衰老,妻离子散的人又何尝不是弱势群体,他需要我们投以同情的目光。
诸如种种,我写他们时常常报以深切的同情,我甚至想象我就是他们,但我又不能是他们。我很清楚不能太赋予人物主观色彩,但我就是那样的喜欢他们。
03
有朋友看完我的小说,开玩笑地说我总喜欢写些“悲情现实下的那缕温暖”,问是否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
我必须说,有。
我的家庭非常老实与传统。我从小的教育也是如此。祖母是一位大善之人,她总是告诫我,宽容为量,慈悲为怀,常对别人报以怜悯之心。这对我的成长有着巨大影响。尽管我目睹了一个没落地主家庭的衰颓,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我依旧被告诫,时时保持一颗良善之心。
于是,在批判与讽刺之余,我着力去刻画生活温情的一面。我不想让自己的文字看上去过于冰冷绝灭,也不想让人因文意会,感觉我也是尖酸刻薄之人。于是,我让《地宫》的向阳搬离灰暗的巴丁街,让《哈瓦涅斯的葡萄藤》的于天一慢慢恢复记忆,让《饶恕》的刘子安与父亲和解重生。
的确,笔锋如匕首固然能带来令人生畏的厚重力量,但人文关怀依旧是人性的本质,我无法摒弃它,也无法忽视它。
事实上,写这些小说让我很痛苦。不知是不是写作者的通病。如果不能与人物同喜同悲,那是没有同情心的冰寒冷酷,没有同理心的索然无味。我更倾向于饱满的情感,哪怕有过度熏染与外溢的嫌疑。
写《饶恕》时,我眼红多次,我将原计划的在悲剧结尾写成团圆,因为我于心不忍;写《地宫》时,主人公那种绝望中的忏悔和求生欲望令我动容,写完后,自己也仿佛重生;写《哈瓦涅斯的葡萄藤》时,我将现实中的亲人实名写进去,我眼含泪水写几位亲人的离世。
我是感性之人。我远无法做到冷酷无情。
04
众所周知,小说是虚构文学,多半是道听途说或想象写成。我的这些小说很多灵感,自然也源自现实中的亲人、朋友与熟悉的人,或他们的亲历故事,或他们的转达描述。
他们和我并不遥远,仿佛这些故事就是亲身经历一般。有些人物形象综合了虚拟和现实。《雁字归时》里的克里木,就是某天看陆树铭唱《一壶老酒》时有感而发,他呈现的苍凉与拙朴和克里木一脉相承。而克里木的气质又源自我认识的文学导师发星,他是四川人,他的气质、胡子、眼神、木讷甚至说话略带结巴都成为克里木的化身,他的实在、质朴、诚恳、隐忍也融合了父辈中很常见、很朴素的诸多品质。《落花》里的陈晓菊,则源自我熟悉的深圳荔枝公园里那些闲散游逛、无所事事的女人,她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群像。她很可怜,又有可爱之处。她的不幸与其说是她自己造成的,不如说是社会带给她的。
我无法忽视它。
05
最后说说写这些故事的初衷。
我一直非常喜欢与推崇村上在耶路撒冷发表的那段话,在高墙和鸡蛋之间,他会站在鸡蛋一边。我没有他的使命感和能力,但我很认同他的观点。高墙无需我们同情,也不值得颂扬;鸡蛋却不同,它如此脆弱,如此不堪一击,它需要我们捍卫与呵护。如果能力允许,我会毫不迟疑地去实践。
我们身边很多人,像我们熟稔的父辈,那些因时代或其他原因被蹉跎的一代人,他们就是一枚枚内心痛苦,却激情如火的“鸡蛋”。这是一个时代悲剧。悲剧的诞生源自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巨大反差,这种差异也在我们身边的无数“你我他”之间。这些人,尤其那些偏远地区的人们,耗尽毕生精力,穷尽一生所能,也无法抵达都市人轻而易举就能企及之处。
甚至有些人,只能长久躲在社会暗面,成为高光事件和人物的畸形背景,他们是另类者,是刺头,是不被社会接受的隐形人。艾滋病患者向阳、二奶陈晓菊或同性恋者刘闯皆是如此。我们不能因此鄙视、驱逐、厌弃他们,更不能踩踏、谩骂、呵斥他们。他们不幸,并非个体不幸,而是整个社会链出现问题。即使无以帮助他们、同情他们、怜惜他们,也千万不要在他们面前,展示似是而非的优越感,这样会让我们显得更加愚蠢。
我们看上去很幸福,网购、直播、游戏、沟通,足不出户都能唾手拥有想要的东西,无论我们是否需要。但这就是我们想要的幸福?物质的丰盛无以掩盖精神的荒芜,无以中和灵魂的贫瘠,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普遍缺乏同情心。对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对偏远地区的泛弱群体,我们总能颐指气使和目中无人,浮动于身心内外的都是满满的自负、高高在上与自以为是的虚荣和荒谬。
事实上,我们还远没有如此的文明高度和个体素质,证明我们可以从容坦率地面对一切。我也是如此,能做的,只是尽力为之而已。
06
相比于诗集《今夜万物安睡》,这本小说集耗费我更多的精力和情感。我深知它的稚嫩,如同树枝初萌,需要更多的阳光、雨水、养分与呵护,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把握它能长成大树。
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本小说集与其说是交给读者评判,不如说给自己一个交代。我也想投石问路,在诗歌和非虚构创作外,是否还有虚构写作的余裕能力。我很感谢深圳著名青年作家、小说家曾楚桥老师曾对我的鼓励,他认为我“可以”写些小说。他也曾不厌其烦地指点过我的文字,尽管最终与他的期待值相差甚远。
我也要感谢生命中所有鼓励、鞭策、提点和评论过我的良师益友,这里就不一一罗列名字道谢。我会铭记你们的情义。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几位文学启蒙老师,江忠勇先生、马月蓉先生、安兴玉先生、张一之先生。谢谢他们当年对我的呵护、鼓励与扶持。对于他们为我做的一切,我在这里感激、感恩。
时间仓促,到此为止罢。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