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深汕传第一章:为什么是“深汕传”
春潮润泽,灿烂千阳。
每一个地方,总会有一些执着于文字的人。或为兴趣而写,或为生活而作,或为寂寞而记。本人已经过了文学妄想的年龄,算是个另类,三者兼而有之。
我是2018年5月底到深汕特别合作区做行政事务员的。来之前,除给湖北荆州一区直机关单位撰写材料外,还坚持给国内纸质类报刊创作文学作品投稿挣生活补贴。那时候我就在想,深汕特别合作区有点像雄安,正处于开发建设中,那地方一定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发生,如果到了那里,一定要留点文字什么的。雁过留声、人过留文,这也是一个写作者的价值追求。
由于工作岗位关系,我周围基本上都是合作区管委会的****,他们既是这片土地开发的决策者,也是特别新城的建设者。他们的一言一行无时不刻传递出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和好声音。因少有进入一线建设现场采访机会,于是,我便坚持每天浏览合作区官方微信公众号“深汕视点”和其他一些有关深汕的自媒体号,阅读《南方日报》《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等报纸每一篇关于合作区的通讯报道,力求更多层面了解合作区的建设发展过程和来自五湖四海建设者的生存状态。至今,也写下了100余篇有关合作区的文章在本地几家自媒体发表,据说还有点流量。更有热心读者留言,说能够写一本关于深汕的书就好了……
2020年,我偶然读到宝安日报社编委王国华老师的一篇文章,写道“2018年的时候,我就立志每年写一本《街巷志》。十年,写十本,也算做成一件比较像样的事”。我被他每年要写一本关于深圳的书这句话深深触动了。我知道,遇见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出发,便在心里笃定决心:为深汕特别合作区写书立传。别人的可以出版赚钱,我的书稿就在网站、微信公众号发表吧。
为什么是“深汕传”呢?
起名“深汕传”缘于一本书,是深圳著名文化学者、作家胡野秋的《深圳传》。看到2020年第3期《特区文学》开始连载《深圳传》,我就立即购买了这本刊物。《特区文学》分两期刊发。后来,单行本出版,我也在第一时间买到此书。早在2019年,广东教育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深圳传》,也买了认真拜读过。还看过国内《北京传》《广州传》《南京传》《海南岛传》《珠海传》等一些大小城市传记书籍的内容概述和撰写目录,分别在网上浏览了一些章节,都是清一色的从旧社会写到新社会。而胡野秋老师的《深圳传》不一样,摈弃了学术语言和逻辑圈套,回归文学原味,用随笔和故事的写法叙述描写,给读者展现出一个鲜活的、有人间烟火气息的深圳,而不是从无到有、从旧到新、从小到大“年鉴式”的前世今生演进。
世界上的每一座城市,几乎都会有一代代为其著书立说的作家和学者。深汕特别合作区自萌芽到如今,虽然只有短短15年时间,但这并不影响什么人为其撰写发展传记。这个地方人员流动性较大,记录特别新城建设发展历程的同志也来源广泛。有些人离开深汕许久了,依然还用文字回味那段在深汕热土艰苦创业的点滴生活,那一定是最美好的念想,最曼妙的风景。
实际上,一个建设中新城的价值与生命,在于它的发展动能、美好前景和人文集成。听河北的一位文友讲,他也有熟人为雄安写书,不叫“雄安传”,叫“雄安传奇”。深汕是个拥有众多标签的地方,譬如,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先手棋”、“一核一带一区”发展格局“着力点”、带动粤东区域振兴“新增长极”,深圳先行示范区辐射“助推器”、深圳释放发展新动能“承载地”、深圳都市圈城市群“发展极”,粤港澳大湾区东部“桥头堡”、整合导入大湾区优势资源“集聚地”……同时也是个有梦想、有故事、有温度的新城。
由于深汕特别合作区所属地是海陆丰红色地区,只能算作那个红色大拼图的微小一部分,于是,就有人错误地认为深汕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地方。而事实上,古代的“四镇”也有迹可循。譬如,鲘门镇出土的青铜兵器,东晋咸和六年(331年)建海丰县时就有鹅埠镇,明清时期小漠就是南海港官圩,等等,这些都让深汕特别合作区获得了历史的重量。还有4处名列全省617个**遗址的“红色基因”,则是深汕特别合作区深刻的精神符号。
这部“深汕传”拙稿,共分“再造新城”“美好蓝图”“基础先行”“产业新区”“重塑治理格局”“红色记忆”“绿水和青山”“小镇春秋”“建设者素描”“对标先行示范区”等10个章节,力图全景式反映鹅埠、小漠、鲘门、赤石四镇的历史背景和发展变化,客观记录深汕特别合作区****群众齐心合力建设一座全新城市的奋斗足迹。深汕的前世今生,也是深汕的时代芳华。因为是连载,这里的章次就是原10章中的各个小节次序了。当然,我这个“深汕传”没法同国内名家的城市传记相比。
书稿的基础资料,除少量是采访外,大多源于中、省、市主流纸媒报道,也查阅了《海丰县志》《深汕年鉴》等资料,力图把那些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碎片打捞出来,通过重新梳理与判断,为大家呈现出特别新城的建设发展历程,没有个人的主观臆断和凭空捏造。整个书稿不足10万字,很短也很轻。完稿后,好像什么也没有写出来,遗漏的东西太多太多。但我相信,随着特别新城建设的不断推进,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相遇深汕、书写深汕、阅读深汕。
“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然而,深汕是一座写不尽的新城。也惟有写不尽的深汕,才是最有味道最有梦想的深汕。
我们都将成为过去,而那段奋斗历程,还能久久回忆……
深汕传第二章:深圳“10+1”模式
深圳有一块神奇的“飞地”,那就是离坪山区大约60公里的深汕特别合作区。
何为“飞地”?《现代汉语词典》有两种释义,一是指位居甲地区而行政上隶属乙地区的土地,二是指甲国境内的隶属乙国的领土。深圳的这块“飞地”,位于汕尾市海丰县与惠州市惠东县交界处。
古城历史悠久,新城历史简短,但这并不影响一座新城成为瞩目之地。追溯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前身,要从2006年开始说起。
“十一五”时期(2006-2010年),中央强调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轨道,加快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6年,东莞市大朗镇“一帮一”扶贫汕尾市海丰县,双方拟合作共建产业转移工业园。
要知道,那时的东莞市大朗镇,毛纺行业已进入发展高峰期,开始二次创业、转型升级。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对接,双方在海丰县鹅埠镇合作共建“东莞大朗(海丰)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面积4平方公里,计划总投资40亿元,重点发展毛纺织、海洋资源、生物技术、电子信息和光电一体化五大产业。2007年6月,广东省批准认定东莞大朗(海丰)产业转移工业园为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奠定了工业园在全省的地位和作用。这个工业园,就是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前身,也是特别新城梦想开始的地方。
梦开始的地方,总是布满荆棘,而又充满期待。
一个地方的发展改革、成长壮大,都会倾注各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深汕特别合作区更是如此,每前进一步,都凝聚着各级领导同志的心血智慧和殷切期望。
事物的发展衍变自有其内在逻辑。2008年1月23日,广东省两会期间,深圳、汕尾两市领导在广州,曾专门就如何进一步加强两市经济合作达成共识。此后,双方分别成立专项小组,深入研究和推进两市经济合作事宜。时隔一月后的2月23日,时任广东省委副**、深圳市委**刘玉浦,深圳**许宗衡率团到汕尾市,就加强两市经济合作进行考察交流。在时任汕尾市委**戎铁文、**王蒙徽的陪同下,深圳**代表团考察了汕尾市海丰县鹅埠镇工业区的规划建设情况,以及海丰县鲘门镇的海岸线和港口资源。双方表示,坚持互利双赢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思路,加强交流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砥砺前行,同心筑梦。深圳、汕尾结缘产业转移,根植两地天赋互补。两市以“东莞大朗(海丰)产业转移工业园”为起点,形成“总部经济”与“基地经济”合作新模式,由此共建“深圳、汕尾区域发展特别合作区”。合作区域包括汕尾最靠近深圳的海丰县鹅埠、小漠、赤石、鲘门四个镇,面积200平方公里,合作期限50年或70年。2008年10月,广东省经济贸易委员会同意“东莞大朗(海丰)产业转移工业园”变更为“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共建方由东莞市大朗镇和汕尾市海丰县,变更为深圳市政府和汕尾市政府。
2008年12月10日,备受深、汕两地关注的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在鹅埠镇举行奠基开工仪式。双方合作之后,基于“务实前瞻、分步实施”理念,两市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了工业园管委会。供水、供电、通信等配套设施建设也开始组织实施。2009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鹅埠片区工业园面积由4平方公里调整为10.36平方公里。深圳、汕尾两市加大合作力度,加快推进起步项目,争创广东承接产业转移排头兵。
2010年8月25日,时任广东省委**汪洋到深圳(汕尾)产业转移工业园调研,首次提出“深汕特别合作区”这一概念,确定合作区的性质定位、合作模式、利益机制、制度设计等,要求以创新发展、先行先试为核心,努力创建广东省区域合作创新示范区。2011年2月18日,广东省委、省政府批复《深汕(尾)特别合作区基本框架》,明确深圳、汕尾、深汕特别合作区三方利益共享机制,确定深汕特别合作区组织架构,赋予深汕特别合作区地级市一级管理权限,建立独立的财税体制,代管鹅埠、小漠、赤石、鲘门和圆墩林场“四镇一场”。合作期限30年,从2011年至2040年止。深汕特别合作区委托深圳、汕尾两市管理,深圳市主导经济管理和建设,汕尾市负责征地拆迁和社会事务。2011年5月21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广州举行授牌仪式,将“**深汕特别合作区工作委员会”“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委员会”牌子授予深圳、汕尾两市。至此,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运作。深圳、汕尾的合作平台,开始以“深汕特别合作区”闯入人们视线,写进广东发展历史。
2015年8月25日,广东省政府出台《广东省深汕特别合作区管理服务规定》,以政府规章形式,确立深汕特别合作区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