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
黄棠下了楼,出租房握手楼的过道里昏黄的灯光下,电线交错,像蜘蛛网一样向四面张开它的每只弯弯曲曲的长腿,一栋栋高高低低的楼房像一尊尊又冷又硬的兵马俑,在夜色里用怪异的眼光打量着她。黄棠叹了一口气,心里满肚子的委屈,她是一点跟徐文兵过下去的信心都没有了。她曾在脑海里想过,趁还不到四十岁,赶紧离婚,找一个在深圳有房子不用还贷的人过吧。把房贷的问题解决了,俩人有手有脚靠工资也能把日子好好地过下去。反过来说,谁叫她和徐文兵现在买房呢?早年总觉得要回老家去,不用急着在深圳买房子,待回过神来,早已买不起了。可是在深圳没房子是没办法供孩子上公办学校及安心养老的,不得已才于去年在深圳的边沿地段买了一套七十多平方的,付了首付,一下子就负债三百多万了。以前没债俩人一身轻,该吃吃该喝喝,现在有了这座大山压着,任他俩是孙猴子,也蹦不起来了。
走出租房小区,(他们的房子还没交付)黄棠实在没地方去,想想只好去办公室过一夜了,看他徐文兵急不急,若他不急,是真不在乎她了。人家吵架是老婆把老公赶出去,他俩吵架是老婆被气得出门去,真是不像话!如此一想,她打定主意,今晚不回去了。去办公室猫一夜算了。虽然她心里特别委屈,但黄棠是个要强的女人,这次如果他不打电话求她回家,她是坚决不回去了。
黄棠在一家成衣制造公司上班七年了。这是她待得最久的一家公司。究其原因,除了薪水可以,弹性工作制外,关键是老板人好。老板是黄棠嫂子的姐夫,姓袁,叫袁大力,因为有这样的沾亲带故的关系,黄棠对于老板袁大力,总是怀着亲人般地尊敬。在人少的时候,按老家的风俗,姐夫也是哥,黄棠称袁大力为袁哥。
黄棠嫂子名叫常娥,常娥上面的姐叫常丽。常丽于九十年代初,初中没毕业就跑来深圳,在制衣厂打工认识了跑业务的袁大力。后来,随着袁大力跑业务的人脉越来越广,手里掌握了大量的订单,袁大力便自己开了间几十人的小型制衣厂单干。从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初,他们的厂越开越大,生意越做越好,财富就像滚雪球一样,赚了上亿家产。二零零六年俩口子在福田伴山时光城买了一幢别墅。常丽因为早年在制衣厂加班加点弯腰埋头踩电车,落下了腰椎盘突出的毛病,做手术不成功,导致左下肢瘸了。瘸了的常丽,袁大力对她一往情深地好,带着常丽自驾游遍了全国后,又去世界各地游了一圈。在常娥的所有兄妹当中,就数常丽的命最好。可是做了富太太的常丽,勤快节约的本色并没有变。在家里,她依然自己亲手烧饭菜,她能做一桌子好菜。因为老婆会做饭,袁大力极少出外面去吃饭,有客户来,请到家里来设家宴款待客人。在深圳这座城市,能够设家宴款待客户,大概是凤毛鳞角,因而受款待的人也感觉袁大力挺有人情味,常丽也非常高兴有人来品尝她的手艺。
同是姐妹,常娥的命就没有姐常丽好了,尽管常娥年轻时人长得比她漂亮。可是,常娥嫁了黄棠哥哥黄月以后,因黄月长期性格抑郁,结婚生了孩子后,时不时患间接性精神病。有病小事,还酗酒,好的时候,跟常人没有区别,不好的时候喝醉了酒就骂爹骂娘,骂孩子。越是这样,生活越是过不好,越过不好黄月越是抑郁,恶性循环。
常娥跟黄月,头胎生了个女儿叫黄雀。因为生了个女儿,黄月心里有点窝气。头几年他们还在家里种几亩地,后来女儿慢慢大了,开支越来越入不敷出,才出来投奔袁大力的工厂里打工。常娥在车间做统计,黄月做叉车司机。黄月在厂里学会开叉车后,就跑出外面去独自揽活干了。可是,他生性气宇高傲,不擅于交际,很难拉到活,干一天,歇十天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后来,他们又添了个儿子,常娥只能在家帮看孩子,家里的生计来源全靠黄月了。
作为姐姐,常丽时常在袁大力面前唠叨,说我妹妹一家,你得帮帮他们,毕竟你现在是上亿家产的人,自己的亲妹妹都不帮,帮谁呀。袁大力说,以后黄雀上大学的费用我全包了。袁大力说话算话,黄雀考上省城医学院的学费及生活费都是袁大力出的。黄雀寒暑假在深圳做暑假工,吃住就在袁大力家里。
黄雀大学四年医学院助产士毕业后,又不想去医院上班了,觉得在医院得上夜班,女孩子熬夜班特别累。加上她学的是助产士专业,整天跟生孩子的工作打交道,而生孩子往往是不分白天还是黑夜的,一旦有人生孩子了就忙得要命,没活的时候又闲得要命。黄雀实习的时候,亲历了一场医闹,更加坚定不去医院上班了。她姨常丽就说,如果你实在不想去医院上班,就跟你姨夫说说看,去自家厂里谋个职干着。袁大力考虑到黄雀还年轻,便安排黄雀在工厂里做文员,想年轻人只要上进,以后总是有机会的。
黄雀被安排在样办部做文员。黄棠是在财务部,跟她早晚碰面,黄雀因为早年留守在老家,姑侄俩也是隔膜。黄雀生性腼腆,至少在黄棠的印象中是这样的。因为父母常年在外,跟父母也不太亲近。
二、
黄棠高一腿低一脚地走出了出租房小区,信步走到了站台,跳上了105路车,坐了两站就到了八卦岭工业区公司办公室。
门卫对黄棠的九点多还来办公室有点儿诧异,跟她打招呼说,黄小姐,你有急事要处理吗?黄棠为了掩饰自己落寞的神情,低着头,装着急急地往里赶说,是有点急事。门卫抢着搭话说,老板还在楼上没走呢。她“哦”了一声,走进电梯间,按了四楼。电梯刷刷几下,就上了办公室四楼。整个办公室大堂,只有前台亮了一盏灯,里面黑漆漆的办公厅里只见袁大力办公室里的灯射出一道白光,刺透了大厅里的黑。黄棠走进财务室,“啪”地一声开了灯。听到动静的袁大力探头过来:黄棠,你这时候来办公室干什么?此时黄棠无法掩饰自己低沉的情绪,说我来这里静一静。你怎么了?袁大力听她的声音有点不对劲,又见黄棠的脸色恹恹的,满是狐疑地问。我—我—我跟徐文兵吵架了!黄棠沮丧着声音对他说,然后把自己重重地甩在沙发上。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你这么晚跑办公室来干嘛,两夫妻吵吵算什么,消消气就回去吧。袁大力不以为然地劝了黄棠几句。回他办公室继续处理事情去了。
看着袁大力走进他办公室时,地上拖着的长长背影,黄棠一下子回忆起她来公司的情景。
黄棠十六岁跑出来在制衣厂打工,当时袁大力还在厂里做业务员,是他把黄棠介绍进厂的,要不十六岁算是童工,黄棠哪进得了厂。袁大力自己开公司后,就顺带把黄棠带进自己公司了。刚开始,黄棠并不是在财务部,照样是在车间做车工。袁大力学过管理,严格按照规章办事。别人开厂,不管自己的亲戚有没会计证,都调到财务部去。黄棠是靠她自己努力自学考上会计证后,袁大力才把她调到财务部的。黄棠从会计文员干起,一直到干到老出纳辞职后,才把黄棠调为出纳。袁大力在任人的问题上,一向唯才不唯亲。要不是黄棠努力自学,钻研业务知识,工作兢兢业业,即使她叫袁大力一千句袁哥,他也不可能把出纳这么重要的位置给她干。就从那时候开始,黄棠才有更多机会接触袁大力。一般的人,看袁大力根本不像个老总,他没有一般老总的大腹便便:中等略瘦的身材,一天到晚穿一条黑裤子套一件黑T裇衫,脚下穿双随意的休闲鞋,腰板挺得毕直,脸上一对迷缝眼小小的,透着精炼的眼神。袁大力一般不轻易训人,一但说话,就如板上钉钉子,牢牢地钉下去,特别有执行力。
开工厂一般免不了欠款,黄棠经常催不到的账,都由袁大力出面去催,只要他一说话,对方就如期打过来,袁大力的话就是那么有魔力。对于付供应商的款项,他也从不拖欠,该付人家的款,一律按期支付。在资金的运筹与调度方面,袁大力具有很强的运筹帷幄的能力。有家客户老板张总欠公司的货款,逾期一年了。又到了年底,对方干脆回老家过年躲债去了。袁大力便叫上黄棠在大年三十赶往浙江温州的张总老家。黄棠一点都不愿意去,快过年了还去要债,这么天远地远的赶去,不怕人家拿刀砍过来。袁大力却说,我就是要赶在年三十去要债,在这个节点上他肯定不好发火,怎么样也得还一部分钱给我,这叫出其不意。当他们循着张总的身份证地址赶到他老家时,房子里只住着张总的老母亲,根据张总老母亲提供的线索,得知张总在镇里买了房子自住。他们又赶到镇里去。好不容易找到张总家里。张总见他们大老远地来了,惊讶的同时,客气地接待了他们,毕竟大家都在圈子里混,立马还了一部分,剩余的,应承过了年一开工收到货款就还。
就这次出去要账,让黄棠感受到了袁大力的魄力:具有不屈不饶,不卑不亢的精气神儿,不按常理出牌的计谋,让对方服了。也是因为这次黄棠跟袁大力出去,让徐文兵开始怀疑,她跟袁大力的关系。其实,黄棠跟袁大力之间,就是老板跟雇佣者的关系。黄棠不是一个见钱就把自己献出去的女人。黄棠不知道常丽会不会怀疑她,据黄棠从常丽对她的言行及举止方面来看,常丽也觉得黄棠不是那样的人。因为常丽在黄棠面前说过一句话,说黄棠穿衣服,胸前领子稍低些都用别针别起来,是个正经的女人。同时,常丽也相信自己的老公,并不是那种有了钱就变坏去追逐别的女人的男人。办公室里的人都知道黄棠经常跟袁大力一块出去,有些嘴长的人,就难免咬耳根背后议论黄棠,黄棠知道那是他们以一般人的眼光去看自己。哪个女人不是看到有钱的男人就贴上去呢?可是黄棠是那样的人吗?况且就算黄棠是那样的人,袁大力也不是那样的人。袁大力跟黄棠一同出去时,他从不并肩跟黄棠走在一起,而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记得有次,黄棠走得急了,脚扭了一下,要摔在地上了,袁大力本能地回身要扶黄棠,下意识又把手缩了回去,他总是那么避嫌。黄棠有时也觉得,是不是自己长得不够漂亮,让袁大力对她没有一点男人对女人应有的反应。事实上,黄棠认为自己除了脸蛋不算特别漂亮外,一米六五的身材可算是纤腰盈盈,苗体而不失婀娜。反正,黄棠做人问心无愧,袁大力看中的就是她的好学上进,所以这么器重她。作为一个公司的出纳,最清楚公司及老板底细的岗位。可以说,公司的柴米油盐哪样不经过出纳的手,哪笔账不体现着公司休戚相关的事。因此,只有黄棠知道,袁大力经营公司的不易,他赚了这么多钱也是靠自己的胆识和才干取得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中了他。
有了钱的袁大力,并没有把钱看得很重。每年老家要做什么事,他总是头一个捐款支助。袁大力家乡村子门口的一条河,他为此花了十几万,修了一座简易的水泥石桥,方便了村民进出。二零零八年,家乡发特大洪水,把学校的教室冲毁了二间,他捐了五六万元维修。为此,学校还请他回去讲话,他谢绝了。他觉得捐钱不是为了图名声,而是为了实实在在地让自己家乡的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他把名声看作是累赘。一般的人都很难理解他,觉得既然捐了钱就得去露露脸。他却是避之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