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巷子出去是罗租大道，在我每天上下班必经的巷子出口处，有一个垃圾投放点，是一位年约六十的男清洁工在打理。他有一辆旧三轮车，就停在垃圾投放区附近，三轮车上，有时堆放着叠好的纸皮和一些塑料瓶，有时放着被人丢弃的旧棉被或者别的东西。

父亲节那天，楼上的同事因有事辞工回家，没买多久的床和衣柜送给我，我需要丢掉一个旧衣柜和一个旧床，是用了十几年的旧物件。晚上七点多，我去丢掉垃圾以后，见那位清洁工大叔坐在附近的一个水泥凳子上，我便过去坐他旁边与他搭讪。

“您好！请问一下您给别人搬家吗？”我试探性的问一句。

老人面无表情地看我一眼，好象没听清，我又大声重复一遍，他才说：“可以呀，你要搬什么？”

我给他看手机照片，那是我准备丢掉的一个席梦思床，一个旧衣柜。他问在几楼，我说六楼，他说上下一趟要三十元，一共六十元。看着老人消瘦的身子骨，我有些担心他吃不消。

他或许也看出我的疑虑，说道：“别看我瘦，还是有一把力气的。在老家种了一辈子地的人，什么苦没吃过?如果你嫌贵，就给五十块钱吧。”

我听他的口音，有点接近我老家方言，一问，果然是湖北老乡，宜昌人。得知他姓张，我叫他张大叔。他的话多起来，问我在深圳做什么工作，多大年纪，我如实告知。他又让我猜他的年龄，我说六十岁左右，他看起来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我故意往年轻一点猜。

张大叔一笑，“我今年六十六了，应该比你父亲大吧？”

我想到我那满头白发的父亲，牙都掉光了，腰也弯了，满脸的皱纹，和眼前的老人比起来，父亲要苍老的多。而实际上，父亲只比他大五岁。

张大叔将三轮车开到我住的楼下，因为没有电梯张大叔只能和我一起走上楼。搬床时，因为楼道窄，床宽且重，我们两个人几次卡在楼道，弄得满头大汗。一个床弄下六楼，花了近二十分钟，这远远超出了我们预期时间。搬衣柜时，张大叔的手机响了，他马上接通，用的免提，对方是一个女子，喊他爸爸，显然是他女儿。

“爸，你去哪里了呀？车子也没见在路口。”

张大叔嗫嚅道：“我在帮一个老乡抬东西。”

“啊！你又去给别人搬家了啊？说了多少次，不要干重活，你总是不听。赶紧给我回来！”对面的女儿声音凌厉，恨不得马上来拉他回家。

张大叔呵呵笑两声，“不重的，好，我马上就回来了。”

老人急忙挂了电话，讪笑着给我解释，原来他女儿女婿也在深圳打工，每天早出晚归的，老伴在帮女儿带二胎，他就找了这份工作做。女儿不许他做重活，是因为他腰椎间盘突出，而且血压高，怕他出事。他呢，心疼女儿负担太重，想分担一点。

张大叔突然变得手脚麻利，三下五除二就将那个旧木衣柜拆成了木板，然后他用草绳捆绑好那些木板，背在身上就噔噔噔下楼去。因为不重，所以他没有让我一起抬。我拿着衣柜的两个柜门跟他下楼，将床抬上三轮车放好，我给了张大叔一百元钱。他推辞一下，还是收了。

看着他踩着三轮车的背影，我不由得想到我的父亲，这个父亲节，他有没有出去打零工呢？

父亲身体不好，常年因支气管炎咳嗽，三年前在工地上做小工摔了一跤，变成了驼背。我常常劝他不要去打零工，可是他就是不听，和母亲一起种了几亩水稻，自己的事忙完了，还去别的承包大户家打工，春天插秧，夏天打农药，秋天收割时搬运稻谷。在农闲的冬天，父亲还去镇上工厂找事做。我从亲戚那里知道这些后，打电话狠狠地数落父亲一顿，他答应的好好的，可是过不了多久，有关他的“打工事迹”又传到了我耳中。

父亲节那天，高温炎热。我打了几次电话，父亲都没有接。早上七点多，我在亲人群里发了一个百元红包，随机分配的八个红包，父亲抢到最后一个时，是晚上八点多，他只得了0.16元，是最少的一个。就像一个隐喻，爸爸总是把最少的留给自己。

父亲给我发信息说“今天在水田扯草打药搞了一天。”我已不经历农事二十多年，可是，我却记得水稻田里扯草的情景。

记忆中，在稻田扯草的日子，总是顶着大太阳，扯的草一般丢到田埂上，让太阳晒死。虽然戴着草帽，汗水依旧不停地流，有时流到眼睛里，涩涩的眼泪冲刷出汗水，流到嘴里，咸咸的。秧苗的叶子边缘有锯齿，划过裸露的小腿和胳膊，常常划出红红的血印子。

父亲节这天，我远在千里之外的深圳，想着年过七旬的爸妈在水田里扯草的样子，回忆着从前和爸妈一起扯草的场景，眼睛涩涩的，好像爸妈的汗水流进了我的眼睛里。

那天，我给父亲的手机充值两百元，发信息给他：“父亲节快乐！”晚上他给我回信息说，“什么节不节的，每天都是一样的。我和你妈都好。你不要记挂。”

父亲从来都不向我们子女诉苦，也从不开口向我们索要什么，给他零花钱时，父亲总是说：我们有钱，不要你们的。

我和弟弟一家都在深圳谋生，也曾想让父母过来，但他们说什么也不答应，习惯了每天去田地里劳作的爸妈，一天也离不开家乡的土地。

其实十五年前，父亲来过一次深圳，那时我还在龙华大浪，租的是一个铁皮房，父亲送幺妹来广州上学，顺便来看我，父亲在深圳只吃了一份炒粉。铁皮房只有一张小床，父亲执意打地铺睡了一夜就回家了，在他的印象中，我们在深圳很不容易。

自父亲节后，我又与那位张大叔聊过几次，得知他曾经考上大学，因父亲突然去世，为了照顾弟弟妹妹而辍学。我给他说到我的父亲，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因**错过了高考。他说，其实不习惯在城市生活，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每次路过那个垃圾站，大部分时间看到张大叔在整理别人乱丢的垃圾，偶尔也看到他坐在水泥台子上，表情木然地望着罗租路上川流不息的人群发呆，他每天晚上八点半才下班，早上五点半就上岗了。问他工资多少，他只说少得可怜，说出来你也不信。

有时候，能够看到一位老太太在那里整理垃圾，还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来喊他爷爷，通过交谈得知，那是他的老婆和大外孙，他们原来住在罗租旧村的一栋旧瓦房里，因为修地铁13号线，旧房被整体拆除了，他们不得不搬家，房租每月增加了一千多元。

他说，其实在这里一点也不好，住的房子小，吃的用的都贵，看病贵，周围也没有邻居可以说话，整天守着垃圾，有时真想回家去种地。他说计划等小的那个外孙上幼儿园以后就回老家，不想在外面受罪了。

和张大叔多次交流以后，我打消了让父母到深圳来的想法，在深圳的老人，承受着比打工子女还要沉重的心灵负担。与其让他们来了像张大叔这样闷闷不乐，还不如让他们在家里心情舒畅一些。至少家里还有三个妹妹嫁的近，可以经常回家去看看爸妈。

这两年因为疫情，我减少了回家看望父母的次数，但我真的想当面好好的“教训”父母少劳累，要爱惜身体。但我知道，父亲哪怕被我一次次呵斥，又一次次承诺“改过”，但依旧会一次次“犯错”。

当我每天把能够回收的废品放到张大叔的三轮车上时，他对我微笑的样子，像极了我的父亲。小时候，父母总是说我们不听话，等我们长大后，父亲却变成了那个不听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