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06年夏天,一列火车从萍乡发车开往深圳。当时车上除了我,还有其他十几个大学同学,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专业:材料科学与技术。
“卡特!卡特!她们哭啦!”大学同学和尚突然在车厢内喊了起来。那时候,卡特还是我的外号,因为篮球打得好。和尚是同学祥的外号,因为他头发留得少。我斜过身子朝车窗外望去,果然看见了她们在抹泪。
火车外两个送行的女孩,分别是青和翠。当列车缓缓启动时,我看见她们在站台上追着跑。他们送别的对象,分别是强哥和我。就在两天前,我们刚从合租的一套屋里搬出来。大约一周前,青还在出租屋追打强哥,她冲进厨房拎出一把菜刀。强哥逃出客厅,门关上的瞬间青手中的菜刀飞了过去,门上留下一道刀痕。强哥继续顺着楼梯往下逃窜,青追出去,提起楼梯口炉火上的水壶,往下倾倒。强哥顺利躲开了,但水差点烫伤一名放学归来的孩子(幸好当时水还没烧开)。大约一个月前,强哥和青还在出租屋做爱,我和翠躺在一墙之隔的床上难以入眠,后来我干脆溜出房间,躲在强哥门外竖起耳朵偷听……
“wang one,wang two,wang three!”当一个六十多岁戴一顶黑色鸭舌帽的日本老头用英语朝车间喊时,意味着我不再是卡特。我在深圳终于找到第一份工作,它得来的过程漫长而曲折。
那天我和大学同学刚从深圳火车站出来,就感受到了区别于萍乡只属于这座城市的气息。那是一种略带紧张的气息,和这里的人身上散发出的一样,令我惴惴不安。按照热心学姐黄提供的信息,我们挤上了一辆公交,车子摇摇晃晃,七弯八拐地拉着我们向前。一个圆脸扎马尾辫,身高一米六左右的女子在公交站台等我们。同学条哥介绍,这就是我们的学姐黄。她像一名向导,轻车熟路地带着我们在街巷中穿行,一路嘘寒问暖有说有笑,让我想起刚进大学校门另一名学姐清接我时的情景。我们以较快的速度在宝安区找到了一间出租屋。十一个人挤在一个不足二十平米的空间里,开启了离校后的打地铺生活。没有校规约束和父母管控,我们像一条条入海的鱼,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
刚放下行李,就有同学提议打扑克,没想到应者还挺多。顾不得一路奔波的劳顿,也忘了还有什么更紧迫的事情,大家铺开报纸,席地而坐,围成了一团。一下午时光,就这样悄然远去。
第二天,在A公司上班的学姐黄来了。她说,既然大家都已住下,就赶紧投简历,争取早日把工作落实好。她像学校派到这里的贴心大姐那样热心。我当时想,和她成为同事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一群人,嘻嘻哈哈地走到了A公司的大楼下,强哥抬头望了望眼前高楼对胡同学说,我在这里抽支烟,你把我简历带上去。条哥、和尚等一听,不乐意了,“凭什么便宜都让强哥你一人独了”。大家纷纷把简历递给胡同学。于是,十一个人的简历叠在一起,走向了共同的命运——胡同学将它们带上楼只一会儿就被全部带下来。后来,学姐黄又好气又好笑地说,长这么大就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求职的,找工作还搞批发?害我挨了领导一顿骂。
第一次求职栽了跟斗,条哥等几位家庭条件稍好的同学依旧不慌不乱,白天继续打牌,晚上到露天夜宵摊喝酒。我和他们没法比。离开学校时,还欠着两千多学费呢。
我和强哥等四人一起去B公司。或是因为专业对口的缘故,面试时公司就流露出了较强留人意愿。第二天,对方果然打来电话,喊我们去办入职手续,但强哥犹豫了,说“那球地方太偏了,不去”。强哥不去,小余同学也不去,我也不敢去。
正当我以为可以随心所欲挑工作的时候,工作突然像一扇闭合的大门,把我挡在了屋外。漫长的两个月过去了,我依旧游荡在人才市场和各个公司门口。出租屋里的同学,几乎每过三五天,就有人欢呼着离开,即使偶尔有一两个骂骂咧咧离开的,也是回自己家乡的城市发展。我和强哥等四人继续游走于人才市场和工厂门口,表面上,我们对同学们的离开无动于衷,内心却焦虑。“找个球工作!看来是要逼老子回内蒙!”强哥是家里的独子,来深圳更多是因为想和我们几个兄弟混一起多玩几年。我也想放弃深圳这座城市,准备回老家赣州。仍在萍乡读书的女孩翠给我转了点钱,她劝我再找找看,说不定转个角就有工作在招手。
后来,强哥和小余把目光投向了岗厦社区,终于有收获——两人成功进入同一家公司,而我的第一份工作,完全属于歪打正着:我也不知道那天为何突然朝面试官鞠躬,但没想到正是这样一个“细节”打动了对方。
wang one,名字叫王成,wang two,对应的是王峰,而wang three就是我的新身份,因为在“三王”中,我的年纪最小。
和日本老头不一样,公司的部门经理文质彬彬——一位来自台湾的高大、方脸男子,他更习惯喊我们阿成,阿峰,阿亮。这是一家中日合资企业,主要做数码相机镜片,但公司的核心技术,主要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戴鸭舌帽的老头叫驹奇,是从日本某著名光学玻璃公司退休的技术员,他在这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公司董事长是台湾人,五十出头,喜欢在每天下午五六点的时候穿着白衬衫黑皮鞋一个人练投篮,他的中距离特别准。
我所在的部门叫工程部,除了“三王”外,还有三名同事,经理分别喊他们阿标,阿城和阿清,其中阿标年纪最大,深圳人,他大学时只谈了一次恋爱,然后就和那个女生结婚了。阿清是吉安人,说话有点吐字不清,语速却相当快。阿城长得像任贤齐,嘴唇上方一颗痣,是我赣州老乡。
我们部门所有人的工作,都是围着一台庞大的熔炉转,起初大家都认为这里承载着整个公司的未来,能否研制、生产出高品质的数码相机镜片,可能就取决于这个部门。当然我说的是可能。当一家公司高薪请来日本著名光学公司的资深技术员做顾问,而且还带着一批刚从大学毕业一至两年、激情四射的年轻人干事业,确实有着无限可能。
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做这些事:将一袋袋小玻璃碎片敲得更小更碎,然后把它们盛在一个塑料大盒子,每隔十五分钟就用投料器将这些玻璃片投入温度高达一千多度的熔炉,当庞大的熔炉开始“咆哮”(一根搅拌棒开始搅拌熔炉内的玻璃)时,我们会实时记录下“咆哮”的时长。等待玻璃流出的过程最折磨人。所有人必须守在高温熔炉下,运气好的时候,在流出口那里罩上一个耐高温棉圈,等待半个小时左右,玻璃液才会流出来,但更多时候我们没那么幸运。流出口经常“便秘”,只有动用装备对它进行高温烘烤,玻璃液才一泻而出。
金色的玻璃液,经常在一片惊叹声中以一种类似顽童的姿态喷涌而出,但它们流进方形磨具后,不到三五分钟就开始凝固,像一个人瞬间就从出生走到了死亡。它们身上还残存余温的时候,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着下班,于是用一块高温棉往它们身上轻轻一盖,整个车间陷入了死寂。
第二天,我们再看到的已经是玻璃液的“尸体”。我们像医生一样,开始用显微镜研究它的身体,用黑色水笔在它的身上圈出一个又一个气泡,有时还会通过看玻璃的切面,检查它的脉理情况。台湾经理在黑板上反复演算,似乎一切都变得越来越明晰、充满希望。可经理说了不算,日本老头驹奇才有最终话语权。驹奇演算、推理的时候,谁都插不上话,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精力充沛,可以顶着高温站在投料口附近纹丝不动,只为观察搅拌棒的运转状况。驹奇屁股后牛仔裤口袋里永远插着一条白毛巾,额头上每天架着一副眼镜,一到检查玻璃的时候,他就将眼镜从额头拉到鼻梁上,像看小情人那样专心和投入。他说一句话,旁边的女翻译就译一句,部门经理点头,我们也似懂非懂地跟着点头。阿峰长得像哈利波特,眼睛高度近视却喜欢莫名其名地发笑。驹奇看了,很不开心,脸一沉,便朝他喊:“八嘎,Wang two!”然后故作大度地补一个假笑。
驹奇每次演算、推理得出的结论都不乐观,于是我们得重新考虑很多问题,比如玻璃碎片是不是还需要敲得更碎?投料的量是不是应该减少?搅拌的时长是不是应该增加……驹奇总给人一种高深莫测、胸有成竹却不急于公布答案的神秘感。
我们的实验陷入越做越糊涂,越做越困惑的境地,因为日本合作方提供给公司的技术是他们上世纪70年代的。对方说,要更先进的技术支持,也可以,但得花更多的钱买。
公司门卫阿霞,身材苗条,是个北方姑娘,却有南方女孩的温柔。她一身保安服,头戴一顶恰好合适的保安帽,给人一种谍战片里绝美特工的错觉。阿霞每天早晚含笑,嘴角梨涡跟着笑,她对经过身边的每个人进行问候,声音柔中带甜,连整天板着脸的驹奇都常被她逗笑,说“你很可爱,你真的很可爱”。我们原本枯燥单调的生活,也常常因为她的一笑一颦多了乐趣。和阿霞开玩笑,即使夹上一两句“黄段子”也不会出现尴尬。她总能巧妙地将尴尬消灭在眨眼瞬间。她和我们说话时,眼睛总眨巴眨巴,像在咀嚼、过滤每个字词,然后再缓慢地、细声细气地吐出一个个新的字词。很多人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对她失去了抵抗力。阿霞恋情还没被公开前,公司应该有不下十人喜欢她。我算很早发现她故事的人。
记得是个周末的早上,我到超市买了两桶过桥米线,还没进公司阿霞就朝我招手。
“王三,王三,过来!”她压着嗓门,一副神秘兮兮地样子。
怎么了?我朝阿霞走去。
阿霞悄悄告诉我,她今天本来想请假。
“请就请呗,搞这么神秘兮兮?”我说。
“你看我这里——”阿霞指向自己颈脖的手指,白皙而柔软。顺着手指的方向,我看见了一块创可贴,贴在同样白皙的颈脖上。
“受伤了?”我有点吃惊。
“说什么呢?”阿霞眨巴着小眼睛。
“你猜猜看!”阿霞继续眨巴着小眼睛。
我正不知如何接话,她就用手将颈脖上的创可贴扯开一个小口子,“你看,都红了,我这里被那个……搞红了,羞死人了。”阿霞边说边把创可贴重新贴得严严实实。她眨巴着小眼睛,“替我保密,不要告诉别人”。
阿霞恋爱的对象,不在我们部门,也不是我们公司的人,是和她一样来自北方的老乡——一位中年男子。我曾亲眼看见他们手拉着手逛大街。
“no friend,no family,no brothers,no girlfriend……”大约两个月后,我们部门来了一位日本小伙,刚和他接触时,我甚至怀疑,他在日本是个孤儿。日本小伙从来不会冲我们吼“八嘎”,他说话慢腾腾地,总给人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似乎这个世界并没有任何事情需要严阵以待。他跟着我们一起敲玻璃、投料、检查玻璃品质,对日本老头的高深理论也似懂非懂。和我们不同的是,他带了一部笔记本电脑,工作间隙经常听邓丽君的歌,《漫步人生路》《我只在乎你》《小城故事》,他都听,经常一边听还一边发出怪里怪气的哼唱声。